作者：广西河池市李宁

作者声明：本文属作者原创（除图片外），任何单位、个人及自媒体、网络平台，未经作者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改编。违者视为侵权，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引言

最近阅读了李宗仁的回忆录及2002年大连市史志办编撰的《人物志》，从这些历史资料中，我发现了一个隐秘而伟大的人：他是李宗仁亲自在日军内部布的暗子，他蛰伏在侵华日军参谋本部多年，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我国收集了日本方面大量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情报；他冒着生命危险，不收取任何报酬，为我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人是谁？让我们拂去历史尘埃，讲述这个埋藏了多年的人物的经历和他的功绩。

一、一份秘密情报让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获得胜利

1938年3月17日深夜。

夜，漆黑寒冷，四野阒然，万物仿佛都沉浸在一片玄黑之中……

此时，位于徐州市文亭街道台衙门的一座小洋楼，门禁森严，显得格外神秘，周围每隔十步一个岗哨，还有两支宪兵巡逻队不间断地在小洋楼四周巡逻着。

这里就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部。

二楼那间挂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室”牌子的房间里，灯火通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副司令李品仙、参谋长徐祖贻及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参谋长王范庭等人聚首在一张军事地图前，讨论战局、布兵排阵。

李宗仁紧皱着眉头，用手中的那支红蓝铅笔点着地图对众人说：“从1937年12月中旬起，南路日军华中方面军指挥的第13师团，从镇江、南京、芜湖渡江，沿津浦路北上。1938年1月下旬，日军第13师团主力攻占滁县、来安、明光、池河、藕塘，抵达池河东岸。日军第13师团另一部攻占扬州后，即进击邵伯、天长一线。日军第9师团一部攻占裕溪口后，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县、全椒一线。整个局势对我们十分不利。

“据悉，日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于近日通过华北方面军向大本营提出‘追剿眼前之敌，绝不是深入南进作战，为警备后方，希望增加兵力’的建议。此建议得到日本大本营批准。”

李宗仁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日军欲进占运河以北地区，必须首先攻占滕县和临沂，而后进占韩庄至台儿庄一线。目前，日军集结了五六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

“现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南北两路日军的情况及具体战略目的。这样我们才好布兵排阵，迎击日军。”

参谋长徐祖贻接过李宗仁的话，说道：“目前，南路日军已达韩庄及峄县附近，其主力似尚在临城。北路日军正沿津浦路南下。正如李司令长官说的那样，目前我们对这两路日军的具体动向不十分清楚，不利于我们部署兵力……”

“报告！”这时会议室外面传来急促的报告声。

“进来。”李宗仁回答道。

情报处参谋送来一份密电。李宗仁接过密电一看，蓦然欣喜，一直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他抖了抖手中的那份密电说道：“收到我们在日军内部卧底发来的密电，别看这密电只有‘日军南进而北不动’8个字，但它却是个战略情报，这个情报给我们带来了痛击日军的绝佳机会。”

李宗仁指着地图说：“这个情报上说‘日军南进而北不动’，打消了我们心中的顾虑。原先我们担心日军矶谷师团一股脑地朝着台儿庄方向猛攻，试图一鼓作气拿下徐州。我们担心北面之敌配合其攻击我军，所以，只是小心翼翼地分兵防守，不敢主动出击。

“现在北面的日军不动，只是南面的日军向徐州方向进逼。对此我们心中有底了。”

接着，李宗仁沉思了约一刻钟，又在屋里踱了几圈，然后他用牙齿咬了一下嘴唇，果断地下达了战斗命令：“为实现收复鲁中广大地域之目的，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我决定调集周边29万国军，对矶谷师团进行合围。……”

随后李宗仁当即决定改变反击路线，实施“北打南阻”的策略：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在费县集结整顿后，乘虚与滕县南北地区与南阳镇附近的第三集团军部队呼应，截击南下之敌。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向衮州、邹县间及界河、官桥推进，与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及临城以南之攻击部队呼应，袭击日军侧背，并阻止敌增援。命令庞炳勋第三军团迅速扫荡汤头附近之敌，以一部向莒县方面追击，主力集结于汤头附近布防，阻止板垣师团与矶谷廉介的第10师汇合。

这场战斗便是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在台儿庄战役中，由于这份情报，打消了李宗仁在排兵布阵中的忧虑，让他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制定出了“北打南阻”的策略，不仅使29万中国军人免遭受日军围歼的厄运，还取得了一举消灭了万余日军及击毁日军坦克30余辆，缴获大炮70余门，战车40余辆，装甲车70余辆，汽车100余辆的战绩。

在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以偏师弱旅战胜骄狂不可一世的日军主力，除了中国军队具有同仇敌忾、不畏牺牲的精神外，还离不开那份从敌营中及时送出的情报。

这份重要的情报是谁送出的呢？让我们从一个“汉奸”的经历说起。

二、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翻译夏文运

夏文运，1905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17年考入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高等科，1919年考入旅顺师范学堂，并于1925年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1929年，夏文运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接着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获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

夏文运出生这一年，日俄战争已接近尾声，战争最终以日本的全面胜利告终，此后，大连便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试图将大连永远占为己有，使大连成为觊觎中国内地的跳板。他们除对待生活在大连的中国人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外，还采用文化奴役的手段给大连人民洗脑，企图将大连人民“皇民化”。

夏文运自幼年起就在日本人开设的学堂上学，受日本文化的侵染。夏文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有人说，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他人生的底色。但是，夏文运生长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他的父辈们时常为他灌输传统的中国理念和做人的道理，同时他们还讲述了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其中就包括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事件。也就是在此时，夏文运的内心就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

尽管童年的夏文运在日本文化的侵袭中长大，可夏文运并不相信日本老师宣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也不认为自己是日本的“皇民”。

少年时期的夏文运由于有过人的天赋，且敏而好学，悟性强，因此他在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学习成绩优异。

夏文运在旅顺师范学堂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经校长津田元穗特别推荐，满铁每月资助50日元供他到日本留学。

虽然夏文运在日本留学期间，各方面成绩都拔尖，成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高材生并享受了日本提供的津贴，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常遭歧视、侮辱，他渐渐觉得自己与日本这个国家格格不入；他打心里厌恶日本。

1931年春，夏文运学成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家乡辽宁。不久，盛京冯庸大学聘任他为教授，兼任校长的秘书。

这一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东北三省相继沦陷。

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惨状，夏文运知道造成此状的根源，但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又无力去改变，他只有望着飘扬在东三省的日本太阳旗，满是悲哀地喟然长叹。此时的他心中萌发了为拯救中国出一份力的念头。

由于夏文运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又是该大学的高材生，是最早获得日本留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且通晓日语，他讲起日本的历史来比日本人讲得还要透彻。

关东军参谋本部很快就相中了夏文运，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到关东军参谋本部任职。日军的这个“邀请”，实际上是带有胁迫性质的。夏文运只有委曲求全，成为了关东军参谋本部第二情报课课长和知鹰二的翻译官。

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关东军当翻译官的日子里，夏文运在心里一直思考着如何为祖国的抗日事业做些有益的事这个问题。

夏文运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之外，还千方百计地“巴结”和知鹰二，很快他就与和知鹰二建立起“亲密的友人”关系。

凭借和知鹰二的这层私人关系，夏文运在参谋本部中如鱼得水，并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侵华日军高层建立了联系。因此，就连不少日军军官都对他这位中国籍翻译官尊崇有加。

得到日军的信任后，夏文运寻找报国机会的愿望更加强烈。因为，当时东三省在日本的蹂躏下，民不聊生，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到了紧要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他不得不考虑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什么了。

三、夏文运陪同日军策反李宗仁反被李宗仁策反，成为李宗仁的秘密特工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尽管意识到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但蒋介石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对日军实行绥靖政策，把重心放在对付中共和地方军事集团上。

当时，蒋介石面临国内宁粤两个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1931年2月底，蒋介石软禁胡汉民。5月，汪精卫、孙科、邹鲁、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两个政权。

为了改变这个对自己不利的局面，蒋介石命戴季陶前往汤山，劝胡汉民重新视事。23日，蒋介石又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到香港与汪精卫、李宗仁、孙科等会谈。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蒋介石与粤方矛盾由来已久，一时难以缓和与化解。

此时，日军也看到中国国内的这些矛盾。他们认为，在中国不是蒋介石一家独大，和老蒋唱反调的不但有冯玉祥，还有手握实权的李宗仁等大军阀在左右中国的抗战局势。

日本关东军认为，要想全面占领中国，必须利用中国政坛的矛盾，煽动地方势力分化瓦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

于是，日本侵华头号间谍、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与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策划了策反李宗仁的方案。

土肥原贤二认为，李宗仁这个人在中国国内很有能量，虽然与蒋介石在名义上属上下级关系，但他手中掌握着几十万精锐的国军，他实际上能与蒋介石平起平坐。若能利用蒋、李之间的矛盾，策反李宗仁或引发李宗仁与蒋介石彻底决裂，日军就可以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

因此，日军方面派遣和知鹰二前往广州游说李宗仁，并企图策反他。由于夏文运担任翻译，便与和知鹰二前往广州。正是这次机会，改变了夏文运的未来。

和知鹰二的频繁到访，让李宗仁看穿了他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让李宗仁投靠日本人。

然而，虽然李宗仁与蒋介石有矛盾，但他毕竟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民族感的人，他知道不能与蒋介石有矛盾，就置国家和民族利益而不顾，认贼为父，为虎作伥。

因此，每次和知鹰二前来游说，李宗仁都与他虚与委蛇，敷衍搪塞了之。

一来二去，李宗仁却对和知鹰二身边的翻译官夏文运产生了浓厚兴趣。李宗仁对夏文运的印象是为人正派，年轻且充满热情。

外表虽显得憨厚，但心思缜密的李宗仁心想，为什么夏文运这个为人正派，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却甘心在日本人手下为奴呢？

李宗仁的直觉告诉他，夏文运这样的人可以为己用。

于是，李宗仁决定私底下秘密和夏文运接触一番，弄清楚具体原因，并争取策反他。

在一次陪和知鹰二拜会李宗仁结束后，夏文运与李宗仁握手道别时，李宗仁偷偷地将一张小纸条塞到夏文运的手中。

夏文运回到了下榻的旅馆，打来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如不嫌弃，今晚请到府邸一叙。”

尽管不知道李宗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夏文运与李宗仁接触中，他觉得李宗仁是个正直的中国将领，他不受日方的诱惑和威逼，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感。他打心里敬佩李宗仁。

于是，夏文运决定赴约一探究竟。

傍晚时分，夏文运来到了李宗仁的住处。李宗仁早已在家中等候。夏文运落座后，李宗仁亲自为夏文运沏了一杯龙井茶。

几句寒暄后，李宗仁开门见山道：“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如今祖国如此破碎，就连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领，祖国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李宗仁的这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拨动了他心中那根为国效力的心弦。

夏文运低头赧颜道：“为日本人做事并非本人本意，只是无奈之举……”

夏文运沉思着，他脑子浮现了他家乡东三省人民被日军践踏蹂躏的悲惨场景，特别是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的血腥场面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的出现在他眼前，他的喘息变得急促起来。

此时，夏文运抬头望了望脸上满是期待的李宗仁，噙着泪水：“我是个知识分子，更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知道皮不存而毛焉附的道理。我也一直寻找为国效力的机会……”

夏文运的爱国情怀被李宗仁的一句话给点燃了。

夏文运随即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那充满青春和激情的脸顿时浮现坚毅的神情：“如有机会报效祖国，文运万死不辞！”

阅人无数的李宗仁，从夏文运的经历及话语、情绪变化间判断出夏文运非诪张变眩。遂让夏文运利用日军翻译的身份为掩护，作为自己的地下情报员，收集日军情报。然后通过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

“谢谢李长官的信任和厚爱。我身为炎黄子孙，有救国救民的义务和责任。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我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夏文运眼里充满激动和义无反顾的神情道。

李宗仁紧紧握住夏文运的手，寄予厚望道：“感谢你深明大义，在国运危急之际，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加入到抗日队伍中，为报效祖国贡献力量。”

接着，李宗仁提出给夏文运拨付一笔费用。但夏文运却拒绝了：“不必了，李长官。报效祖国，我分毫不取。我为政府工作不是为了钱——现在我吃日本的喝日本的，我生活过得很不错了。”

此后，夏文运便作为李宗仁直接掌握的一颗最隐秘的暗棋，扎根在敌营。

四、夏文运冒死搜集、传送日军情报

夏文运接受李宗仁给的任务后，他首先是努力在日军内部苦心经营，争取获得日军的最大程度的信任，以便更有利收集日方的军事情报。

和知鹰二对这位能力出众，忠心耿耿的帝国大学毕业的夏文运没有半点防备，甚至拿夏文运当做日本人看待。

因此，夏文运出入日军重要部门犹如回家一样自然。不仅如此，借着和知鹰二的关系，夏文运与很多日军高层都建立了“私交”。

夏文运一度还被日本军方邀请前往东京参加重要会议，并接受帝国陆军总部的嘉奖。至此，可以说在夏文运面前，日军已经没有太多的秘密能瞒得住他了。

在收集情报的过程中，夏文运注意在日军中发展合作者。不久他与一位反战思想强烈的日籍友人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这位日籍友人的帮助下，夏文运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套公寓，并将一台无线电设备安置在公寓内。

夏文运每次使用电台发出情报后，第五战区情报部门都会以专用电台接收，专用密码译电，并一律标注上“绝密”二字，不经第三人之手，直接呈送李宗仁阅处。因此没人知道夏文运的真实身份。就连当时神通广大的军统戴笠都不知道李宗仁在关东军参谋本部安插有内线。

李宗仁晚年在回忆录中对夏文运赞不绝口，评价这些情报“独一无二”，这是后话。

此时，表面看上去，夏文运是个大汉奸，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了中方的一位身负重要使命的，直接接受李宗仁领导的秘密特工。

夏文运源源不断地向中国第五战区提供日军的情报：

1936年，夏文运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活动的情报。

不久，夏文运又提供了日军内部分歧严重的战略情报。情报说，目前日本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方面是以和知鹰二为主的“北进派”，不支持侵略中国。而另一派便是以土肥原为主要势力的少壮派，主张侵略中国。他们主张与德国、意大利组成轴心同盟，借此打败中国军队。有了这个战略情报，李宗仁很快便分析得出了日本准备南下入侵的结论。

据此情报，李宗仁他立马开始战略转移，将广西省会从南宁迁徙至内地桂林。仅过半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企图“速战速决”，要三个月拿下中国。然而，日军在进攻徐州、皖西、豫南、武汉等地时，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反而遇到了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并有不少日军溃败。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都是夏文运传出来的情报帮了大忙。

1938年2月，夏文运又向李宗仁发去密电。密电称：日军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所部，从胶济路南进蒙阴、沂水等地。

李宗仁由此料定，板垣师团此次南下是要拿下临沂，于是派部阻击板垣师团。

就在夏文运不断向李宗仁发送情报之时，法租界频繁的电台信号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

日军情报部门的无线电监测车在街上来回巡查、测向，很快就锁定了夏文运在租界的电台位置。危险悄悄地逼近夏文运。

1938年春，日军第5师团暗中向沂水方向靠拢，企图如狩猎般瞬间拿下临沂。

夏文运察觉出了日军的这个计划，随后立即电告李宗仁日军的行进路线，李宗仁立即电令庞炳勋以及张自忠火速驰援临沂。

临沂情况刚刚稳住，台儿庄又遭到了日军另一师团的猛攻。李宗仁看到日军如此疯狂的进攻，顿时也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这个时候的李宗仁最想要的就是夏文运的情报，没有情报，他根本搞不清楚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在哪里。

可夏文运却深知前线吃紧，自己又掌握着很多情报，不把消息送出去实在可惜。

夏文运抱着必死的决心，再次来到租界的联络点，打开了发报机……为了尽量不被日军测向车测到电台的准确位置，他给李宗仁发出了“日军南动北不动”的简短电文。

夏文运的这个情报犹如一根救命稻草，让李宗仁如获至宝。

此时，获悉日军意图的李宗仁彻底放下心来，直接收拢29万国军，包围疯狂进攻台儿庄的日军两个师团，最终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话又说回，夏文运毕竟不是专业特工，在传送情报时没有注重细节，出现了一些纰漏，以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

但苦于夏文运身份太高，而且没有实质性证据所以一直没有坐实对他的怀疑。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彻底和欧美翻脸，夏文运所在的租界也不再安全。

日本特务对夏文运租界内的住所进行秘密搜查，结果搜出了发报机，这也就坐实了夏文运的间谍身份，并对夏文运下达了追杀令。

幸亏夏文运联络的那位日本友人提前告知夏文运，于是夏文运在第一时间逃到了山西。之后，夏文运改名换姓，才躲过日军的追杀，但也因此再也没有与李宗仁联系了。

五、夏文运最后的结局——甘做无名英雄

逃到山西后，又改了名换了姓的夏文运，凭借过人的文采成为了伪《新民报》社社长。由于他人情练达，能力出众，于1943年，他被擢升为伪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日本投降后，夏文运为了防止因不明真相的国民党接收大员清算，他依旧没有使用真名。

夏文运在山西时，让夏文运印象深刻的就是与共产党人相处的那段日子。

在山西期间，共产党人霍英接受组织的委托，与夏文运接触。夏文运也算得上阅人无数的人，他接触过日本的冈村宁次、国军的李宗仁、国民政府的孔祥熙，他觉得共产党人与他们完全不同，他们入党不为财不为利，只为了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正是夏文运当时舍生忘死做谍报员的初衷。

因此，夏文运对共产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由此他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在日本投降后，夏文运还利用自己身份的便利，秘密帮助共产党尽可能多的收缴日军武器。

在霍英的启发下，夏文运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可没等入党，霍英就在利津战斗中牺牲，他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机缘巧合下，李宗仁又与夏文运取得了联系，后李宗仁邀他前往北平。但为了身份安全，夏文运还不能公开真实身份，因此在常人眼中他仍是曾经的大汉奸。

赶巧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正在清算抗战时期的汉奸，夏文运被当作汉奸逮捕，戴笠准备枪毙他。李宗仁听到消息后，亲自来到监狱，将夏文运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夏文运被李宗仁许以厚待，并给他两条出路：一是公布自己的身份和经历，让真相大白，继续跟着李宗仁与共产党作战；二是继续隐姓埋名，做个隐居闲人。

但夏文运却摇摇头，丝毫没有为自己邀功的意愿，他诚恳地对李宗仁说：“如今战争已经结束，自己希望能够寻一处安宁之地定居。”

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国民党军队溃败四散，“老主顾”李宗仁在逃亡美国时又特意邀请夏文运一同前往，但夏文运还是婉言拒绝了。

然而，这时候夏文运仍必须面对自己何去何从的问题。美国并不是他向往的地方，台湾他不愿意去，留在大陆更不可取。因为，当时正值国民政府战后清算，自己的身份依旧是大汉奸，面临被“误伤”的危险。

最终他选择回到他曾经生活过很多年的日本。

夏文运望着茫茫的天空，一股淡淡的落寞涌上心头，仿佛自己的一生在一个令人玩味的时空中轮回。

1950年，夏文运前往香港，转而去日本，定居东京。之后曾任日本东京铁道株式会社嘱托。

退休后，夏文运经营一家料理店。1967年，曾以日文出版《黄麈万丈》一书，书中只字不提为李宗仁密送情报一事。

在东京，夏文运住院期间认识了小自己25岁的护士藤田智荣，两人很快相爱并结婚，婚后他俩育有一儿一女。

晚年的夏文运痴迷于佛教，每天吃斋念佛，对自己的过去绝口不提，他所追求的唯有内心的平静。

直到1965年，李宗仁投奔祖国后，李宗仁才在回忆录中将夏文运的事迹公布于世，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夏文运并不是令人憎恶的汉奸，而是一个值得敬畏的，打入日军心脏的情报人员和民族英雄！

1978年11月15日，夏文运病逝于日本东京，终年73岁。

2002年，大连市史志办编撰的《人物志》，将夏文运列入著名爱国者的名单之中，洗刷了夏文运多年以来“大汉奸”的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