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句话“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北宋会被辽和西夏那么欺负，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好的带兵之人，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南宋有将，而且是有一批从战火中磨砺出来的优秀带兵之人，如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但是无良相导致了这批将领难以实现自己的报负。

但是无论两宋的军事实力如何，武将是否优秀，他们都是社会上一股重要势力，他们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还有商业上。

在宋朝，武将除了本职工作外，还纷纷在商海之中各显身手，不经商的武将在两宋时代就成了异类。

宋代武将经商的基本情况

宋朝不仅仅是武将经商，所有官员都热衷于从事商业，上到执掌中枢的宰相，下到地方州县长官参与其中。如太祖朝，宰相赵普“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长篇》），那是朝野皆知，但宋太祖听之任之。

不仅赵普，宋初开国功臣都热衷于经商，这一方面与宋太祖对这群功臣的倚仗和放纵有关，一方面和唐末五代的风气有关。

“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诸国益务掊聚财货以自赡”（《文献通考》），这成了宋代武将热衷于商业的历史渊源。

总体来说，宋代武将经商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补贴补贴军费，一类是满足将领的私欲。

1.补贴经费型经商

这种经商类型是武将明目张胆从事商业活动的合法理由。在仁宗朝时期，武将或者任军职的文官从事商业活动很是活跃，如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康定二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在知庆州，负责起西北军事，为了补充军费，他曾经上书对皇帝说道在军中经商的收益可以“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范文正奏议》）

在范仲淹看来这种经商应该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所以在张亢组织军队经商案发后，范仲淹主动上书为其辩解，张亢也因“所易库银非自入者”，得到了比较宽大的处理。

南宋的一些名将为了军费也不得下海。如岳飞在面对朝廷无力支付财政，军中“几致生事”的情况下，不得不任用李启担任军中的“回易官”，李启事“易官”，李启是“有心计，能斡旋财赋，惟著布衣、草鞋，雨中自执盖步行，佐飞军用甚多”。（《三朝北盟会编》）

岳家军正是通过鄂州酒库、激赏库、备边库、公使库、回易库等库和田租店铺的经营，每年可以从中获一百五十余万贯钱才能支撑起岳家军每年频繁的军事活动。

2.武将为了私欲而经商

武将为公而经商毕竟是少数人，更多的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商业活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宋初，武将就热衷于售卖木材，在太宗朝担任左领军卫上将军的祁廷训在任职期间“坐私贩竹木，贵鬻入官”，在事发之后，降职为本卫大将军。

再有身为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兼权殿前都虞候事的赵延溥也是“遣亲吏市竹木，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事发之后赵延溥被降职为登州团练使。此类事例在《宋史》中是比比皆是。贩卖木材只是众多生意中的一个缩影，为了中饱私囊，武将经商涉及纸、绢、药等多个领域。

南宋时期的名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人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经商，这三人贪名也一直为后人所诟。如刘光世曾虚报军额，冒领军费，在浙江霸占了大量的良田，通过经营田产以致“金钱巨亿”;张俊也是占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

有的不仅仅是占田收租还经营私盐，如光宗朝时期的水军将领陈绪就挪用公款，“命将官董端等在外贩私盐”，事发之后被降两级。

武将经商的特点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武将经商的一些特点。

一是规模庞大。宋朝的文武官员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都或多或少会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而武将的商业规模通常都会比文臣大，这与武将的权力和职责有很大的关系。

宋朝再怎么重武轻文，武将手中都是有兵的，这使得武将拥有劳动力上的优势。如仁宗时的将领滕宗谅在经商时就“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辆，载茶三百余笼引出。”

可看出武将经商人员动辄上百人，车队也是浩浩荡荡的，调用这些东西对武将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是几乎没有成本

武将经商规模大还体现在其经商的范围很广，如上文所提到的武将贩卖私盐的声势应该是十分的浩大，以至于汀、漳、潮、梅、惠、广、循、虔八州之地的百姓都会“持甲兵旗鼓”模仿官兵参与其中。

二是武将参与商业活动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在北宋建国之后，宋太祖任命一批将领到边疆戍边后，还下了命令对这些将领的商业贸易采取“筅榷之利，悉免之军中，听其贸易，而免其征税”的政策。这无疑是鼓励这些将领去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政府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是认可的。

仁宗朝因为西夏李元昊的叛宋自立，西北边境吃紧，军费不足，很多将领便以此为由大胆的、公开的从事商业贸易，达到了北宋武将经商的高峰期。

而到了南宋武将经商活跃也是和边事紧张有关，金朝虎视眈眈，使得南宋的军事压力倍增，武将地位和权力也比北宋大为增长，以补充军费为借口的经商活动更是活跃，成为了将领间的一种常态了。

所以宋朝武将经商已经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无论你是恪尽职守、任劳任怨的一代名将，还是只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利用手中职权的贪官；无论是皇帝身边的禁军还是一普普通通的士兵，他们都或多或少都会参与都商业活动之中。

武将经商的原因

1.宋代的宽仁吏治促进了武将从事商业活动

宋朝是儒学大发展的时期，在发展过程中与佛道两家之间相互借鉴，儒学在其中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新儒学，而新儒学之中的仁政思想对宋朝的统治影响很深。

在官员从商这件事情上，宋初太宗皇帝就说过“近来纲运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问……”太宗是宋朝祖宗之法的奠定之一，他在开国之初就为官员经商定下了一种基调，那就是不妨碍公务的话，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是在两宋形成了一种允许官员经商普遍的认识。

之后屡屡有武将私自经商，中饱私囊的事情被告发，可是他们都没有受到重罚，如李溥被揭发私自贩运后，真宗的态度是“卿当与人和”，并不愿多加理会，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在南宋高宗还说过“刑罚太重，非朝廷美事”，所以这些皇帝为了体现自己的仁政，在处罚方面一味地从轻从宽。这就降低了官员的犯罪成本了，导致他们明知经商是一件与民争利的事情还是乐意为之。

2.时势所迫

宋朝武将经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宋朝的冗兵和积贫造成的，宋朝处于种种原因屯了近百万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是通过招募而来的，政府不仅要养着他们还要给他们付工资。

除了养兵外，两宋经常边关吃紧，北宋跟辽签订和约后，西夏起来了，与西夏议和后，女真人也开始崛起了，战事一起打得就是钱，就算没有战事，宋廷也需要在边境屯大量的兵卒以守卫边疆。宋廷的财政又是一团糟，经费开支不明，官员从中做手脚导致财政越来越不够用。

虽然宋廷已经在财政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把大量的钱用于养兵了，如朱熹也说过“竭生灵之膏血，以奉军旅之费”。（《朱文公文集》）但是还是不够，所以这些将领不得不自个想办法。以至于三百余年，许多将领为了军费不得不采用种种灰色甚至不法手段经行从事商业活动。

3.时代潮流

宋朝的商品经济与唐朝相比取得了很重大突破，如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在时间上宋朝出现了夜市、晓市等，使得商业活动可持续的时间更长，在空间上宋朝打破了唐朝的市坊制，使商业活动可以在许多地方进行，由此看来宋代的商业活动是更加的自由和随意。

还有海外贸易的兴盛，宋朝没能像汉唐一样控制西域地区，控制丝绸之路，那么与国外的贸易就只能转向海上了，这或许是因祸得福，使得两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大为发展。就是因为宋朝整体形成的这个商业大环境，使得武将在耳闻目染中也热衷于商业活动。

总之，宋朝武将从事商业活动无论处于何种原因已经成为了他们职业生涯必须做的事，若不做，他们便是“异类”。

【参考文献】

《宋代武将经商活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