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标志着强盛的宋王朝骤然崩塌，其速度之快，令人措手不及。这一历史事件的成因，既包含客观因素，也深受人为影响，其背后的责任归属，在南宋以降，一直为世人所热议。

宋代，汉式帝国结构达到巅峰，组织能力空前强大，创造了超越汉唐的文明高峰。然而，其高度统一的主权形式也埋下了隐患：一旦国都被敌军攻克，整个国家便陷入混乱。宋代面临的敌人，如辽、金、西夏、蒙古，远比前代强大，加之缺乏长城的稳固防御，国土安全堪忧。尽管宋初凭借强大的河北军抵御辽军，但随着与辽的和平及西夏的崛起，宋军精锐转移至陕西，河北军实力大减。

当失去辽这个“活长城”，又错信郭药师时，河北军已无法抵御女真铁骑。而陕西军虽强，却被牵制在西夏边境，且失去主心骨童贯，未能对金军形成有效攻势。有人认为宋朝“守内虚外”，但实际上，宋初精兵集中在河北、陕西，东京兵力并不强。靖康之难，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虚弱，边防精锐来不及救援所致。

除了客观原因，人为因素更为关键。宋帝国在经济、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崩盘，不得不归咎于人为因素。直接责任人如童贯、蔡京、王黼、赵良嗣及宋徽宗，但问题的根本在于：这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如何掌握国家大权？南宋以后，人们深刻总结靖康之难，基本认定其祸首为王安石。

王安石，这位“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其变法虽内容正确，但方式激进，造成了“新旧党争”，成为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提拔的人中，不乏投机分子，如曾布、吕惠卿等。《宋史奸臣列传》中的新党人士占多数，这反映了新党内部的政治投机和打击异己。宋神宗初期支持新党，后期后悔转而支持旧党。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加剧了党争。最终，新党再次得势，宋徽宗成为其代表人物。

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地与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破坏了宋朝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但在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情况下却得以实施。

中国长期以来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形成了一套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然而，王安石变法撞上了这一机制的失误，造就了“新旧党争”，让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改革创新虽重要，但操作好一场改革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熙宁变法虽理论意义重大，但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

靖康年间，金军入侵时，宋人已认识到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王安石的称号，将其从孔庙中移除。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明朝人也多将王安石定为宋朝败亡的罪魁祸首。后世对熙宁变法有许多评论，其中明朝叶向高的《宋论》水平最高。他认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而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舞台，导致了朝政混乱和极大的内耗。

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很难从外部打垮，真正的崩溃必然来自于内耗。我党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反对内部斗争的意思。北宋后期的熙宁变法，在新旧两党之间反复动摇，虽不懈怠，却是在不懈怠的折腾。这样一场大折腾，不能与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

此外，灭辽派认为辽帝国可灭的观点建立在一个重大假设上，即幽云地区的汉族人民会积极配合宋朝的军事行动和统治。然而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未成立。辽帝国治下的汉族民众并未体现出对宋朝的特别亲近感，而是配合辽军抵抗宋军的侵略。这也从侧面佐证了灭辽的主力是宋帝国，而非女真人。

靖康之难，虽属中华民族内部矛盾，但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是大宋王朝的百年国耻。这场大劫的根源，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我们对此不能有丝毫隐讳，而应深入分析其中的问题。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期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其激烈程度远超宋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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