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备，人们真正享受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但在没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古代中国，家庭在这些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般认为，分家是家庭再生产的主要方式，从分家来理解中国家庭及其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所有家庭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所有家庭毫无例外地朝分裂方向发展。这是一种线性历史观，不能涵盖中国家庭实践的全部经验。

家庭变迁同时受到两股作用相反的力量的制约，一股是维系大家庭的向心力，一股是促使家庭分裂的离心力。这两种力量纠缠和消长的角力过程，是家庭演变的常态。但人们一般只关注分家，对合家认识不够。或是对合家的理解只停留于静态的、文化的层面，没有看到实践的层面。

今天我们要说的合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实践。它是指一个大家庭分裂成若干小家庭之后，这些小家庭或其中部分小家庭出于多种原因，重新合并到一起同居、合爨、共财，组成新的家庭的现象。合家建立在分家基础上，分家是合家的前提。合家有三种结构，一是完整家庭与完整家庭合家，二是完整家庭与残缺家庭合家，三是残缺家庭与残缺家庭合家。

有出于照顾老幼而合家者。如乾隆年间，河北满城县史国平妻郝氏，念及分爨已久的夫兄“年老绝嗣，贫窭无依”，复招之同居。同治、光绪年间，山西临晋县韩新济父亲与叔父早年析居，后叔父、叔母去世，新济见堂弟新灏“幼且贫”，复与同居。

有出于照顾病残而合家者。如乾隆、嘉庆年间，江西婺源县齐元梅兄弟四人分家后，三弟元桥“善病，不能治生”，田产也已卖掉。元梅则多方赎回，“犹念病久不痊，复与同居，医药不惜重费”。此后，兄弟俩“怡怡至老，友爱如初”。

有为了接济对方而合家者。如乾隆年间，山东德州于守业，因弟守宗“嗜酒游荡，屡劝不听”，遂析产为二。数年后，“弟产荡尽”，守业复与共爨，仍像没有分家一样。光绪年间，河南修武县薛作中与兄弟分居后，“念兄嫂之艰”，复又合爨，并为其偿还债务。

有因感情无法割舍而合家者。如弘治十五年，河南真定县胡子通、胡子逵兄弟在父命下分家，但俩人十分友爱。七年后，实在不舍，“复合居一处，家私财产，略无间言”，和睦终身。康熙年间，河南孟县薛慈声与弟治声最初因糊口艰难而分居，后来“情弗能释”，又重新合爨。

有为了支撑孩子读书而合家者。如雍正年间，浙江开化县杨廷玉昆季五人，析箸已久。为使三弟廷相专心读书，廷玉复与之同爨。有赖于此，廷相得以高中进士。

有为了应对灾荒而合家者。如道光、咸丰年间，陕西兴平县连年闹饥荒，邑人田星潭因先前分家的诸位兄弟“率不能自赡”，于是“悉招令同爨，衣食皆与共”。咸丰、同治年间，河北南皮县闹饥荒，邑人许国珍当时已与叔父析居，看见叔父将携家人出门乞讨，国珍连忙劝阻，“遂毁分约，仍同居”。

有些家庭不只一次合家，而是合后又分，分后再合，一波三折，反反复复。道光、同治年间，四川富顺县王焕礼与兄银礼、宗礼析居后，家渐小康，而银礼儿子却日益贫困，焕礼“怜而合之”。合家后的大家庭富裕起来后，又开始商量分家，“分复窘，又求合，居数年，复议分”。家庭的这种变化，根本上是向心力与离心力互相较量的结果。

从分家到合家，间隔时间或短或久，并无规律可循。合家后，大家庭的维系时间也可短可长。合家需征求家长的意见，亲族戚党、父老乡亲也会充作见证人的角色。合家时，此前订立的分家文书多半会焚毁。而大家庭再次分裂时，仍会订立新的分家文约。

通过中国家庭的合家实践及相关案例，我们能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互助合作理念、代际责任意识等家文化内涵。

郭心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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