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的募兵制和节度使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二者的结合又形成了藩镇体制。从根本而言，藩镇体制是安史之乱发生的制度根源。从某种角度看，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东、西藩镇集团对峙的结果，而唐廷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则是两大藩镇集团军事角力的延续。

玄宗时期募兵制的弊端

府兵制的设计原则在于强干弱枝、内重外轻，对于强化中央军事权威很有意义。从制度层面来看，唐代募兵制只是一种士兵招募方式，不能同体系化的府兵制同日而语，而且存在一系列弊端。

唐玄宗时期的募兵制改革，以强化边疆军事力量为旨归，严重忽视了中央直属军事力量的建设。开元十一年（年），唐廷招募“长从宿卫”十二万人取代原来上番的府兵，但是“強骑”并没有成为强大的禁军，不久也被废弃。这种局面造成中央和地方军事力量的严重失衡，“于是骑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庭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规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气安史之乱爆发后，京师军力空虚，“（封）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安史之乱后，中央和地方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加严重，一直到唐代中期神策军的逐渐强大起来，这种局面才有了一定改观。

募兵权的下移。在府兵制下，兵额固定，折冲府没有征兵职权，“兵募”也属于中央政府的行为。但是，玄宗时期却将募兵权赋予节度使，这是最致命的一项措施，史载：募兵时，“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於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从以上诏书内容可以看出，尽管规定藩镇募兵要有宰相的参与，但是由于宰相并不熟悉地方情况，这种限制措施也只是“具文”而已。

募兵制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唐廷强化了节度使的财权，为藩镇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募兵制对于提升军队的作战效能，应该是很明显的，但是募兵制成本很高。为了支付募兵的费用，唐廷原有低效、复杂的财政运作、审核系统和物资转输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唐廷规定：“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具破用、见在数，申金部、度支、仓部勘会”藩镇体制之下，唐廷直接将地方财权赋予节度使，节度使多兼领内度支使、营田使等，唐廷无法有效监管。财权和募兵权相结合，财力充裕就可以招募更多的士兵，藩镇势力不断壮大。

天宝年间，节度使制度得到快速发展，并且和募兵制结合起来，形成了藩镇体制。由于东、西方边疆形势的巨大反差，玄宗欲实现了两大藩镇集团的均势，于是就形成了西北和东北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这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两大藩镇集团对峙的结果。由于受到宰相杨国忠的排挤，以及与晚右节度使哥舒翰矛盾的升级，安禄山实际已经处于政治和军事的“孤立”状态。加之天宝十一载（年），安禄山讨伐契丹、奚的失败，东北藩镇集团已经无法利用“边功”获取唐廷的重视。“边陸势强既如此，朝庭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规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尽管安禄山得到唐玄宗的青睐，但是“玄宗所求是东、西方军事集团力量平衡，厚待安禄山固然有姑息，拉拢的意图，但还不能说玄宗对安禄山毫无替惕，且王忠嗣、哥舒翰、杨国忠、裴士俺、冯神威等人均多次奏安禄山反状，玄宗岂能不知，所以厚待安禄山的背后，仍有欲擒故纵的杀机”，因此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

从某种角度来看，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实质是东、西两大藩镇集团的军事角力。玄宗时期的“募兵制”导致了唐王朝中央军事力量的空虚，安史之乱的平定只能依靠其它藩镇。安史之乱爆发后，先有安西、北庭系统封常清、高仙芝六万大军在洛阳的战败，又有晚右、河西系统哥舒翰十五万大军的潼关失守。正所谓“想当初玄宗任用二统，结果安禄山所统的东北三师反戈内向，哥舒翰所统的西方二师战败馈亡，剩下来依靠的倒是并不特别重视的朔方，这也是始料之所不及”最终郭子仪、李光弼凭借五万朔方军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中流破柱。安史之乱后，玄宗朝的遗留的藩镇问题持续发挥影响，属于玄宗朝藩镇集团的朔方军先后有仆固怀恩、李怀光之乱，而东北藩镇集团的安史叛军残余则形成河朔藩镇，成为割据藩镇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