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政治社会矛盾接踵而至，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国库亏空，王权统治岌岌可危。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开始网罗人才挽救危局，赞皇李氏在内的不少人也因此获得了政治机缘。

赞皇李氏家族中有6人在整个唐朝时期出任过宰相，地位显赫一时，即便是在后唐衰微之时，赞皇六宰相的社会地位以及名声都非常之高。在元和以及会昌时期，赞皇李氏扮演的政治角色对当时的政局有重大影响。

一、财政崩溃

唐代前期，统治者兴利除弊，进入了政治经济高度繁荣的大时代。但唐玄宗晚年沉迷酒色、铺张浪费，扩大官僚机构，再加上改府兵制为募兵制扩大了军费支出，由此到中唐以后政府财政开支巨大。安史之乱后，经济又遭破坏，藩镇垄断地方财权，原本混乱的财政此时濒临崩溃，可以说中唐以后的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1.军费支出

德宗登基不久即起用杨炎在税制度上实行改革，推行“两税法”，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因新税制相对使税收负担比较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苦人民的税收负担，暂时性地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并未彻底解决中央财政危机。

此后，德宗武力削藩，不仅无果，还加剧了方镇的叛乱。由于社会动荡，不少人为了躲避战乱和征兵纷纷逃匿，导致中央管辖的区域内纳税人口减少，中央政府财政危机依旧。德宗为此又任用崔造等人进行财政改革，但因妨碍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以失败告终。

中晚唐财政开支“最多者为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安史之乱后方镇方镇势力坐大，割据一方，并数次爆发叛乱。为压制和镇压叛乱的方镇，也为安抚和拉拢拥护中央的藩镇，唐中央政府每年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可以说“整个中晚唐时期，政府财政都处于崩溃状态”。

宪宗时期为平息魏博叛乱，派遣裴度前往魏博，以一百五十万缗军资犒赏军士、慰问军队，最终收复魏博；穆宗年间为抵御藩镇，在军事上花费三百万缗之多，以致“府库空竭，势不能支”。

可见中晚唐军费需求之巨大，国库不堪重负。此外，中央对于军费的支出不仅在于方镇，吐蕃等少数民族不时侵扰边疆，为此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物质安抚和军事镇压，这也为政府增加了不小的军资负担。

2.官奉、土木建设支出

中晚唐官僚机构膨胀，俸禄支出耗资巨大，也为财政增添了不小负担。玄宗为彰显他的大唐盛世，在开元年间增加了不少官职，并为官员提供丰厚的待遇，长此以往造成政府官僚机构膨胀，官俸支出耗资巨大。

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是造成中晚唐财政崩溃的另一个原因。玄宗在位大兴土木，造成国库紧张，之后的君主，如穆宗、敬宗都爱修建园林宫殿。皇帝的大兴土木，挥霍无度，不仅直接增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还因为统治集团的上行下效，导致奢靡腐败之风泛起，政府财政危机更加严重。

可以说自中晚唐以来，军费和官俸开支的增加、统治阶级的奢侈挥霍，使国家财政岌岌可危。而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也都意识到这一危机，开始不断对财政进行管理和革新，虽收效甚微，但有胜于无。

二、内廷腐朽

1.宦官专权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皇帝为防范外廷官员与方镇节度使，普遍信任内廷宦官集团，导致宦官势力增长，宦官专权现象一时兴起。肃宗时期宠信宦官李辅国，军国大事皆出李手，代宗更是在其拥护下才得以登位，为此称其“亚父”，尊为相国，显赫一时。

再有鱼朝恩，代宗任其为宣慰使掌管军权，其权威更是力压宰相。德宗时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时出兵镇压地方兵变，德宗深感二人功德，故令二人掌神策禁军，宦官权力更加鼎盛。

随后，宦官养子制度开始得到统治者的承认，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以家族形式延续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开始收养子女，助其为官扩张势力，培养在外廷的影响力。

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听命于皇帝，到中晚唐却是皇帝屈从宦官，可见皇权旁落之严重。内廷除宦官外，还有翰林学士，他们都是中晚唐政治中枢机构的重要成员。

2.内廷腐败

德宗时期翰林学士开始进入中枢，参与政治决策，如陆贽曾因帮助德宗处理政治事务而凌驾于外朝宰相之上。宪宗开始翰林学士已经开始掌握国家机密，甚至成为晋升宰相的主要途径。

总的来说，德宗及之后的统治者为防止外朝和方镇威胁，提高翰林学士地位，并令宦官掌握兵权。随着政治纷争的激烈、方镇叛乱的频繁，帝王对于内廷的宠信远胜于外朝官员。

内廷势力的增长虽加强了皇权，但因皇帝放权过多，导致内廷专权，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而且外朝为巩固地位与内廷相勾结，腐败渐起，到元和以后内廷擅权，乱象横生。宪宗时期的制科案标志着唐代“牛李党争”时代的开始，唐长孺曾言牛李党争是唐后期政治腐败的最深反映。

元和三年三月制科举，翰林学士元稹、李绅、李德裕等人状告此次科举不公，主考官韦贯之、杨於陵等人利用职务之便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其中因涉及家族、入仕出身、座主门生、个人恩怨等因素，矛盾越来越大，牵扯越来越深，使无数朝臣参与其中，最终形成牛、李两大党派，纷争愈演愈烈。

到了穆宗、敬宗、文宗之时，都因君主庸懦，不能像宪宗时震慑朝臣而导致党争一发不可收，最后连内廷都参与进来，这样的政治纷争一直持续到武宗时期牛僧孺去世、李德裕被贬才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两方的政治决策与官员频繁变动，行政混乱。从元和至会昌时期，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党争，使朝野上下一片狼藉。

三、藩镇割据

1.安史之乱

唐代藩镇，也作方镇，由边防军发展而来，关于唐代边防军发展成为藩镇，要从府兵制的终结说起。玄宗年间府兵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边镇募兵又被称为“长征健儿”，因长期由地方将帅统领，逐渐形成将帅的专用兵。为巩固边防，玄宗时期不断向边境增兵，使边境兵力几乎占全国兵力的九成以上。

长此以往，边镇节度使的军权扩大，形成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就是由此爆发。代宗虽平定了叛乱，但为快速结束叛乱，“瓜分河北地”来安抚叛将，继续任命部分叛将为地方节度使，为藩镇割据埋下隐患。

2.五镇之乱

三镇节度使拥有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力，官吏自辟，不纳贡赋，俨然自治。而且河朔藩镇与中央的对抗也是最为激烈频繁的，德宗时期北方爆发“五镇之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甚至于北方称帝，虽被镇压，但也令北方更加脱离中央控制。

德宗以后，中央与方镇的局势更加紧张，据新旧唐书相关资料统计，宪宗至武宗时期的藩镇叛乱就有数十次。方镇的频繁动乱俨然已成为唐后期统治者的心病。

恰逢此时期国家财政收入较德宗时期增加，也因整顿漕运使江淮地区，大量财务输向中央，中央国库充足，军资充沛。随后，宪宗任用李绛、李吉甫等人平定刘辟、李琦、李元济等人的叛乱，就连河北藩镇，也摄于中央权威暂时归顺。

除方镇动乱屡禁不止外，边境少数民族的叛乱也偶有发生，因唐后期内乱不息，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开始骚扰北方边境，令中央头疼不已。纵观宪宗朝至武宗，甚至整个唐中后期，政治局势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动荡不安。

四、总结

赞皇家族在唐代的发展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古门阀士族的盛衰景象。然而，中古贵族时代终究已经到了其发展的尾声，赞皇李氏终将与其他士族一样，随着科举制的发展而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

当然，赞皇李氏并不一定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如果它能顺利转型，将能以另外一种身份继续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即抛弃士族身份，转向官僚士大夫身份。这种身份转换实际上在唐代的很多家族中就已经出现，而赞皇李氏是其中做得不错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