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沙皇时期的国家形态呈现出一种独特而复杂的局面，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体制，而更像是由沙皇通过军事占领拼凑出来的一个庞大且松散的组合。沙皇治下的立陶宛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沙皇的统治下，立陶宛人并没有被视为“俄国人”，而仅仅是因为沙皇靠武力占领并兼任“立陶宛大公”的头衔，才将立陶宛视为沙皇的统治范围，跟俄国一样成为沙皇的统治领土。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被沙俄侵占的地区也有所体现。例如，爱沙尼亚之所以属于沙皇俄国，是因为沙皇同时担任“爱沙尼亚王公”的身份，而亚美尼亚则归属于沙皇的统治，是因沙皇拥有“亚美尼亚地区领主”的头衔。事实上，如果将沙皇所拥有的所有头衔一一列举出来，字数足足能达到三百多个。

在沙俄本土以外的大多数地区，沙皇采取了“当地人治理”的方式，赋予地方首领在沙皇的统治下享有绝对的自治权。这些地方是否遵循俄国本土的法律和制度，完全由当地的领导人自行决定。沙皇对此并不干预，只要求各地领导人宣誓效忠沙皇个人，而非整个国家。因此，许多被沙俄占领的地区只宣誓效忠于“沙皇个人”，而不是整个国家，这种松散的治理模式显然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1913年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明确指出，像俄国这样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必须摆脱“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大国”。他认为，只有通过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才能向全球社会主义迈出重要一步，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除了这种以大国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体制外，其他方式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

然而，历史却给了列宁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沙皇被推翻之后，俄国面临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沙皇已不复存在，那些曾经只效忠于沙皇的地区，自然会开始寻求独立。第一个提出独立的便是立陶宛，他们宣布：“既然沙皇大公已经不在了，我们就可以自己管理了，拜拜。”1918年2月，立陶宛正式宣布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立陶宛的独立迅速成为了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爱沙尼亚、亚美尼亚等曾受沙皇统治的地区纷纷行动起来，要求独立。即使一些沙皇头衔未曾涉及的地区，当地首领也由于失去了效忠的对象而积极寻求“独立”。这一时期，东欧地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独立浪潮。

十月革命后，列宁建立了新的政权，面对的正是沙皇遗留下的这一烂摊子。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列宁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中央集权制，转而同意实行自己多年来一直反对的联邦制。1918年7月19日，苏维埃俄国的第一部宪法正式通过，国家名称被更改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这一举措使得原本效忠于沙皇的各民族地区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纳入了新生的“苏俄”之内。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亚美尼亚等被沙皇统治的地区依旧表示保留态度：“我们与车臣等地并不相同，我们与俄罗斯是平等的，为什么非得加入俄罗斯？”在经历了更多的艰难谈判后，列宁再次做出了妥协：在“苏俄”的基础上成立了“苏联”，允许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外高加索地区（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地的苏维埃政权加入，并与俄罗斯平起平坐。

然而，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地区依然拒绝加入“苏联”。面对这一困局，列宁权衡了自身的力量后，未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表示：“联盟的大门始终为你们敞开，等你们愿意加入时再来。”而对于已加入的成员，列宁则明确表示有权利自由退出。至于是否能够自由进出，依赖于未来的苏联领导人是否能处理好这些关系。

幸运的是，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继任并展现了强有力的领导。斯大林的铁腕手段将一些不愿加入的地区，如波罗的海三国，强行纳入苏联。斯大林时期，列宁在不断妥协下建立的“苏联”终于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以“苏俄”为核心的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强制加入的国家并未真正接受这一体制，它们依然在等待一个时机，期待着像沙皇倒台那样的变革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