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闭着眼睛

按掉第八次“稍后提醒”闹钟，

睡眼惺忪地被人群推上早高峰地铁，

在陌生人腋窝的前后夹击中艰难呼吸。

闭上眼，

恍惚间像被塞进了谁家的臭被窝。

终于挪到工位，

匆匆灌下两三口自费买的咖啡，

哞地一声开始今天的工作。

自从上班后，

我开始理解公鸡：

每天早起，然后尖叫——

苍天啊，还有比我们这届打工人更命苦的吗？

……

你别说，还真有。

翻开历史一看，

明代公务员的辞职信怎么写得比我们还急？

以为端的是铁饭碗，

结果发现是破瓷碗。

难生存、难升迁，还得提防同僚；

待遇差、不稳定，总要自掏腰包。

什么嘛，

明代官场和今日职场，

原来根本没什么不同！

跨越数百年，

你我都是想退休的打工仔。

以下正文部分摘选自

后浪大沨工作室《明代官员的职场生活》陈一中著

01

鸡未打鸣先打卡，

一言不慎命难活

世界上最痛苦的三件事：1、上班；2、早起，为了去上班；3、早睡，为了早起去上班。

相传朱元璋有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方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此诗传到江南富翁沈万耳朵里，他一听就知道朱元璋要清算富户了，随即买了艘船，带着家人逃难去了。另有一个名为钱宰的国子监官员，平日的工作是负责节选《孟子》，某日他回到家里，作了一首小诗，抱怨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太劳累，诗曰：“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次日，朱元璋召见大臣，笑着对钱宰说：“你昨天写的诗真好，可是朕什么时候嫌过你？何不将‘嫌’改成‘忧’呢？”钱宰既惶恐又惭愧，连忙向朱元璋谢罪，不久就辞官了。

据说官员会观察朱元璋在朝会上的举止行色，若朱元璋腰间的玉带系得高，代表当天心情不错；若玉带系得低，官员个个面无血色，担心自己要被杀头。每天上朝前，官员总要与妻子诀别，待傍晚平安返家后，便互相庆祝自己又活了一天。朝参是一日公务的开始，这几则关于早朝的故事虽是虚构的，却也反映了明人对朱元璋的两个印象：一是朱元璋宵衣旰食，勤于政务；二是朱元璋的恐怖统治和特务系统的无孔不人，令官员战战兢兢，唯恐触怒皇帝。

明代的朝参大致分为三种：“大朝”“平日朝”和“常朝”。其中每日的常朝，皇帝御门视事，百官依序奏事。要发言的官员会先预咳一声，然后高声奏事，若要上奏的事情很多，就会听到文武官员不约而同地咳嗽，仿佛打雷一样，当时人们笑称为“打扫”。奏事不用口语，而是朗诵奏章。官员在御前承旨，则发出“阿”的长音，作为应诺声。没有要奏事，不可咳嗽，更不可在朝班内与周遭聊天、喧哗，若有失仪态，立刻会被御史纠举。

02

偷得浮生半日闲，

一查考勤扣工资

上班，我有十不上。 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我不上。

明代有一套与牙牌制度同年实施的“门籍制度”，类似于签到簿，稽核官员朝参出缺情况，因故不能朝参需事先告假，称为“注门籍”（简称“注籍”）。出公差者，附上敕书，写明出差公所的位置，以便查考。咳嗽及小病可以注籍五日，大病请长假则须详细写明情况，并附上长官盖章的文件。

请病假是最常见的注籍理由，因为理由正当，且三个月以内的病假是不扣俸禄的。天顺五年（1461年）五月二十八，给事中杨壁等九十八人称病不上朝，英宗命锦衣卫挨户彻查，发现大多是装病，俱送锦衣卫狱审问，判决处以杖刑，都察院建议赎杖还职，英宗同意赎刑，却仍停俸一年。正德元年（1506年）五月，锦衣卫镇抚司的官员王锐、张铭皆以病嗽注门籍，不赴朝参，实际上是出游去了。王锐是某高级宦官的家人，经由传奉授官，王、张两人俱为挟势弄权的纨绔子弟，所幸东厂太监王岳执法严厉，按罪革职。正因为官员总是借言公差、妄称疾病，嘉靖九年（1530年）才严格要求注门籍必须附上证明文书，若文官遭纠核三次、武官五次，将分别由吏部与兵部议处。此外，官员若遭弹劾，宅门上会被贴上“注籍”二字，得在家中自省，静候调查，不可入朝申辩，更不能居家办公。

据《明实录》统计，宣德至万历朝经常有官员集体失朝，天顺朝以后尤为夸张，居然有四次失朝人数突破千人，几乎没有官员按时出席。《大明会典》规定：“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在外不公座署事，及官吏给假限满，无故不还职役者，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并附过还职。”轻者受笞刑，重者受杖刑，是免不了皮肉伤的，有时皇帝体恤官员，对于失朝的惩处大多宽宥。

但皇帝也不能祖护所有人，失朝者多被轻罚官俸一至三个月，偶尔会重罚官俸一年，或是运灰、运砖、午门罚跪、送法司治罪。总的来说，官员品秩愈高惩罚愈重，如翰林李东阳被罚运灰。

03

官场病假也排队，

前辈未休我靠边

如果你看扁我，我就扁扁地走开。

明代翰林院是非常讲究辈分的场所。所谓辈分是按庶吉士馆选的年份先后，而非散馆的官职尊卑。即使只相隔一科，也得自称晚生。见面时，晚生要屏气鞠躬，不可在前辈面前多说话。若有肥美的差事，晚生必须奉让。就连要请病假，也得礼让前辈，所以有句玩笑话：“差事让前辈先差，生病也让前辈先病。”同乡的宴席中，晚生听闻前辈在列，只能推辞，除非前辈发帖邀请，方可出席，散宴时亦让前辈先行。直到官拜五品，才可与前辈并坐，但仍自称晚生。升至三品官，才有资格与前辈并行，无须避让。新进内阁时，晚生得先在一旁的小厅房等待首辅，出去行礼后才可一同进殿，如此过了好几个月，才可以免除这样繁复的礼节，直接入殿办公。与阁臣同行时，必定走在首辅后面数步，以表谦让之意。

04

那点俸禄不够花，

好想退休回老家

我原来也爱花钱，后来让工资调理好了。

明代的俸禄自洪武二十年（1387年）重订后就未有重大改变，官员经常在言谈间反映俸禄之薄。宣德初年，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在奏疏中提出六项改革朝政的建议，其中一项是要求朝廷增加俸禄，他写道：“俸禄用以供养官吏，使其保持廉洁。俸禄过于微薄，则难以侍奉父母。本朝的俸禄制度已较前朝微薄。现在京官和地方官稍有增俸，其余的官员除了支领俸钞外，每个月也不过领得二石俸米，不足以让几个人过活。”孔友谅只是一个七品知县，月俸七点五石（岁俸九十石），且大多为折色俸钞，实际购买力弱，因此觉得生计颇为困难。

孔友谅的增俸建议显然没有被接受，陆续又有两位中央官员为低层官员请命。大学士张瑛曾于宣德七年（1432年）祈求增加南北两京七品以下官员俸禄。正统元年（1436年），副都御史吴讷认为俸禄从支领俸米转为折色俸，每个月只能领一二石本色俸米，变相地减少了官员的俸禄，使官员不得不向人借贷，所以请求皇帝替官员增俸，吴讷举例道：“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因此向御史王裕、刑部主事廖谟等人支借俸米三十余石。刘准去年病死，积欠同僚的俸米竟还未还清。”英宗这次倒是很果断地以民生困苦为由，拒绝了吴讷的建议。

从吴讷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薄俸的问题所在。洪武初年官员俸禄全为俸米，即使官员收入不高，仍足以养家糊口。自从改为本色俸、折色俸以后，除了收到形同废纸的钱钞外，胡椒、苏木、布等实物亦不能为食，须贩卖后再购回米粮。品秩愈高的官员，折色比例愈高，蒙受的损失亦愈高。后来制度再改，无论官员品秩高低，每个月皆领一石俸米，其余折为钱钞与银两，这就形同俸禄全面折色，对于官员的生计更是雪上加霜。所以顾炎武认为，明代俸禄的弊病在于将米折成钞，再将钞折成布，又将布折成银，使得俸禄愈折愈少。

削尖脑袋争得一官半职，

却得每天勒紧裤腰带过活；

职位待遇全看天意，

对上对下都难做人！

明代上班族的喜怒哀乐我可太能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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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明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走向鼎盛，科举考试也逐渐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门道和讲究。对此时的许多读书人而言，入朝为官可以说是一生的事业追求。而真正进入官场后，更是容不得半点松懈：如何小心翼翼地侍奉皇帝，如何与同僚及宦官集团共处，如何在各色纠葛中保全自己，都是京官不可不学的求生之道。

从求学、备考、应举、任职至退休，明代官员的职场生活可谓环环皆有讲究。一旦踏足其中，便注定要尝尽酸甜苦辣。本书正是聚焦这些于明代官场中挣扎沉浮的文人，从他们的奇闻趣事、生存智慧入手，深入剖析明代官场与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的明代仕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