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金融界和财政界，有一位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就是钱新之。钱新之出生在浙江，年轻时便显示出卓越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才能，他不仅是一个大银行家，更在黑白两道均有广泛的人脉，尤其与蒋介石保持着深厚的关系。因此，他迅速成为江浙地区的财阀代表人物。然而，正因为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深厚，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带来了阴影，注定了他会成为那个时代的弃儿。

1945年秋，抗日战争结束，钱新之阔别已久的上海终于迎来了他的归来。战后上海的局势变化迅速，钱新之一回到这座城市，便迅速成为金融界的耀眼人物，地位不可忽视。作为交通银行的董事长，他在整个中国的金融界已是数一数二的巨头。不仅如此，钱新之在人脉方面无可比拟：在上海滩上，黑道的巨头杜月笙和他是早年的老友，而在白道方面，许多国民政府的高层，无论是部长，还是当时在上海的接收大员，几乎都要给他三分面子，甚至蒋介石在见面时，也总是以“永铭兄”来称呼他，显得格外亲切。

回到上海后，钱新之除了在交通银行内部进行改革，恢复银行在沿江沿海以及内陆各大城市的分支机构外，许多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纷纷邀请他出任董事长。1945年11月，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因涉嫌经济汉奸案被免职，随即董事会决议聘请钱新之接任。1946年1月，钱新之再次应蒋介石的召见，赶赴南京，蒋介石希望他代表上海工商界参加即将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

其实，蒋介石曾多次邀请钱新之加入国民党，但钱新之却明确表示，他在党外的身份对蒋介石可能更为有利，而加入国民党对他而言并不感兴趣。钱新之与蒋介石的关系始于1927年的北伐时期。当时，他代表“北四行”携带着周作民等人筹集的四十万元，秘密前往武汉献金慰劳蒋介石。原本计划在南京下关登船时，却遭到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的密报，差点被捕，幸得好友阮性言在孙传芳面前为他求情，才得以幸免，顺利到达武汉。

很快，钱新之和陈光甫共同向蒋介石捐款了五十万元军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任命钱新之为财政部次长，而当时财政部部长古应芬尚未到任，钱新之便代理了财政部的事务。钱新之在职期间，积极为蒋介石筹集军政资金，推销“二五库券”，并向上海的金融机构和商界人士募捐。

1927年前后的政治局势充满了风险，钱新之曾对周作民表示，若北伐失败，他将依靠“北四行”的资金送他出国生活。随着蒋介石逐渐掌握国民政府的实权，钱新之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冒险决定是正确的。蒋介石开始更加重用他，而钱新之也以自己的方式为蒋介石奔走效力。

1946年10月，钱新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非法“国民大会”，并为此竞选伪国大代表。在此过程中，他积极劝说黄炎培等进步人士参会，但却遭到对方的严拒。1947年春，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导致国民政府陷入财政危机，钱新之被任命为美金公债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尽管他通过强制推销、摊派和宣传等手段，依然没能完成公债销售的目标，最终仅完成了预期的一小部分。

1948年，钱新之与杜月笙共同成立了复兴航业公司。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舰艇驶入长江，曾大量调集民船自沉，钱新之当时负责的中兴煤矿公司也曾涉及航运业务。抗战胜利后，他重新购买了10艘大船恢复航运业务，并得到国民政府的补偿，拨发了11艘远洋轮船，组成了复兴航业公司，并自任董事长。

然而，随着上海解放临近，钱新之选择逃往香港。即便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银行董事会曾保留了他的一席之地，但他对新政府的信任完全缺失，依旧坚定站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边，注定了他将被时代所抛弃。

1950年3月，应蒋介石要求，钱新之将复兴航业公司从香港迁往台湾，改为官营。1954年，蒋介石政府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钱新之作为“国大代表”出席会议，并定居在台北。1958年6月19日，钱新之因病去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