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就在这一年5月，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履职，于是红四军军长朱德理所当然地接替了毛泽东的职务，成为代理前委书记。

在此之前，红四军已经离开了江西，进入福建，并且发展速度惊人。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工作任务也逐渐繁重且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前委不得不同时承担军队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双重责任，许多任务开始变得难以兼顾。

经过深思熟虑，红四军决定重组其最高党部，建立新的军委。这意味着，已经停滞了四个多月的红四军前委将重新恢复办公。在中共党史的资料中，这个新建立的军委被称为“临时军委”。新的临时军委书记是由中央派遣的军事干部刘安恭，他当时正从上海的中央军事部派往红四军。

值得一提的是，刘安恭这个人物在中共党史中时常被提到，但却很少详细描述，这使得他显得有些神秘。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关于刘安恭的真实情况才逐渐浮出水面。

刘安恭生于1899年，四川永川县（现属重庆市）。他比毛泽东和朱德都要年轻一些。19岁时，他考取了官费，前往德国留学，并在德国生活了多年。25岁时他回国，加入了川军第二十军。作为二十军的高级参议，刘安恭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与了南昌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刘安恭被派往苏联学习了一年多，之后回国不久，便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红四军临时军委的书记。关于刘安恭是如何进入红四军的，史料中并没有详细记载。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在他到来之前，红四军前委曾多次请求中央派遣有能力的干部来协助开展工作，显然，刘安恭正是作为一位得力干部被派来的。

根据红四军高级将领、建国后曾担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的傅柏翠回忆，当时他曾在红四军的文件、信件中看到，刘安恭的名字常常位于朱德和毛泽东之后，这表明他当时是红四军的第三号人物。

事实上，自从1929年5月刘安恭到红四军后，他确实担任了重要职务，先后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等职务。

尽管历史上对刘安恭的评价较少，但他的形象在很多人眼中有着共同的印象：一方面，他总是身先士卒、勇猛果敢；另一方面，他还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素养较高。

朱德曾回忆道，1929年8月1日，也就是南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刘安恭在红军将士面前提到，他预见到世界将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并且详细阐述了如何阻止这一灾难。他的这一预测，恰好预示了两年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刘安恭和朱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四川人，都曾在德国和苏联学习过，都曾是川军的一员，并且都在红四军担任过军事领导职务。因此，他们的关系也较为亲密，经常有交流。

然而，与朱德不同的是，刘安恭显得更加“洋气”，较少“土气”，他对中国革命特色的军队建设并不十分熟悉，反而照搬了许多苏联的军事理论和教条，这包括一些不太符合中国实际的军队治理方法。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刘安恭主张采用红军分派、“完全选举制度”以及轮流坐庄等方式来管理军队，这种做法无疑为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阴影。

最初，红四军上下对刘安恭的到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当时，毛泽东曾提出红四军党内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改进，而朱德也强调红四军内部的组织和训练亟需整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安恭被派往红四军，成为了“中央派员”的代表，这使得他一到红四军就成为了领导层的一员。

然而，这种“钦差大臣”的身份，也使得刘安恭在对红四军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过早地做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决定，尤其是在处理红四军内部矛盾时，他把一些问题过分放大，造成了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出现了裂痕。许多党员对刘安恭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感到困惑和不满。

在6月初的白砂会议上，红四军前委成员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决定撤销临时军委的职务，刘安恭因此被解除军委书记职务，并被调任为红四军第二纵队长，而李任予接任了政治部主任一职。

一个月后，蒋介石联合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国民党军对红四军和闽西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会剿”。在这场战斗中，刘安恭指挥第二纵队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打了几场漂亮仗，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刘安恭于1929年10月24日在广东大埔石下坝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0岁。

从整体来看，刘安恭是红军中为数不多的既具勇气又有智慧，并且文化水平较高的高级干部。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并能更好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与他的军事才能，或许能够在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且极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