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帝王，在治理国家与巩固政权方面表现得异常精明，其中秦昭襄王、唐玄宗李隆基和宋徽宗尤为突出。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非常擅长忍耐，布局时滴水不漏；其次，他们善于利用奸臣来清除政敌；最后，功成名就后，他们又通过摧毁这些“刀”来祭奠天下，展现自己的权威和智慧。

秦昭襄王依赖范雎帮助他权倾一时，而范雎在秦国破赵之后，竟然因为“通敌”罪被处以极刑；唐玄宗在李林甫的辅佐下，迅速铲除政敌，李林甫死后，唐玄宗不仅为其复仇，还让李家断了根，令人感慨万分；宋徽宗则利用六贼之势牢牢掌控朝政，成为宋代少数能有效制衡文官的帝王之一。

秦昭襄王为何要除去白起？

对于秦昭襄王来说，时常面临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的局面。白起是秦国的顶级名将，功勋卓著，但昭襄王却选择了除掉他。这背后的原因，首先在于昭襄王要巩固自己的权力，特别是在军事上。他渴望能够独占统一赵国的功劳，并收回兵权。这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或形式上的变化，而是需要通过取代功高的将领来实现。例如，秦始皇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一国之君，除了依靠自己消灭赵国，也在于他采取了“以新代旧”的战略，而汉武帝则通过北击匈奴来增加自己的军事声誉。历史上，昭襄王时期，司马错和白起是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将领，两者的影响力甚至能够左右整个秦军。

特别是长平之战之后，白起提出继续追击邯郸的建议，却被昭襄王断然拒绝。对于昭襄王来说，收回白起的权力是巩固自己地位的必要手段，避免让一个拥有过高威望的将领威胁到自己的权力。

秦国的“功高不封”铁律

秦国不实行封建制度，而是严格推行中央集权，这对于维持皇权至关重要。昭襄王不仅要收回白起的权力，还要避免给任何功臣过高的封赏。对于魏冉的封地，他在魏冉死后迅速收回，并将其划归秦国郡县管辖，这样的做法可见秦王朝对于功臣的封地制度有着极为严格的管理。魏冉虽然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但死后仍未能保住其封地。

因此，白起的功劳虽大，但也不得例外。昭襄王知道，如果给白起封地，将违背秦国一贯的政策，且会引起其他功臣的不满，影响政权的稳定。因此，昭襄王拒绝了白起继续扩大战果的请求，也不打算让白起从战功中获得过多的奖励。

集权与分封之争

在秦国历史中，分封制与集权制的冲突由来已久。这种历史背景影响了秦始皇后期的政策执行，尤其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的批评。李斯指出，秦王为了实现“强公室，杜私门”的目标，刻意削弱宗室和功臣的势力，将他们纳入中央管控体系，避免他们有过多的独立性。昭襄王利用这种策略，成功加强了中央集权，彻底铲除了那些可能挑战其统治的权力基础。

同样，历史上白起、蒙恬等人都因功劳过大，而未能得到相应的封赏，反而遭到杀害。白起的例子最为典型，他在多次战役中屡屡胜利，攻下超过七十座城池，且堪比周公、召公等开创分封制的名将，却最终因功过于显赫，而遭到秦国的冷酷对待。蒙恬也是如此，尽管他为秦国开疆拓土，打败匈奴，获得了巨大的功勋，但依旧未能逃脱被诛杀的命运。

总结

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秦国对权力的极度控制。无论是昭襄王、秦始皇，还是后来的帝王，他们在掌控国家大权时，不仅要依赖强大的将领，也要在成功后及时清除潜在的威胁。这种“集权”与“分封”之间的博弈，深刻影响了秦国的治国理念与历史走向。因此，理解这些历史背景，对于我们解读秦史，尤其是关于“集权制”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