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成名万骨枯”这句俗语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意味着在战争中，成名的英雄背后往往是成千上万条鲜活生命的陨落。每当我们讨论战争时，更多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那些赫赫有名的将领的智谋、勇气和战略上，而较少去探究他们在战后的心理压力。今天，我想探讨的就是这些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们，在战后所承受的沉重心理负担。

在古代，许多名将都遵循着一个禁忌，那就是“杀降”。古人认为，杀降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因此大部分名将都不愿轻易屠杀投降的敌兵。杀降一度被视作一种暴行，通常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即便如此，那些不得不屠杀降兵的将领，表面上看似铁石心肠，冷酷无情，但他们的内心往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自责与痛苦。

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白起和王翦无疑是两位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白起，楚国王室后裔，白公胜的子孙，年少时随伍子胥逃亡吴国。白公胜曾是楚平王的孙子，后来因谋反失败被楚国处死。白起的军事才华在秦国得到了极大展现，他指挥秦军攻占了70多座城池，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长平之战。白起的对手是赵国将领赵括，赵括以纸上谈兵著称。在长平之战中，白起巧妙地诱使赵军进入了包围圈，导致赵军在长达40多天的围困中粮草耗尽，最终赵括命令突围，但遭遇惨败。赵括被射杀，40万赵军投降，白起因此声名鹊起。然而，随着韩国和赵国派遣苏代进行离间，白起与范雎产生了矛盾，最终导致秦国撤兵，错失了战机。尽管白起强烈反对，秦王仍做出了继续进攻的决策，最后导致秦军惨败。秦军失败后，白起感到失落，他痛心地说：“看看吧，不听我的话，结果就是如此败退。”然而，秦王依旧对他不满，命令他带病出征。最终，白起以生病为由拒绝了这一命令，且即便范雎三番五次为其求情，秦王仍然未改变决定，最后，秦王愤怒之下剥夺了白起的一切职务，降为士兵，逼迫他自杀。白起临终时曾说：“我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却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除了秦王的压力，他的内心更深处的痛苦与自责让他选择了自杀。

另一位名将项羽，则因屠城和大规模坑杀降卒而臭名昭著。项羽的残暴在历史上有着极其恶名，屠城成为了他屡次使用的手段。根据《项羽本纪》中的记载，项羽在他的一次重要决策中，决定坑杀章邯所率领的20多万秦军降卒。那时，项羽面临粮草短缺、士气低迷和管理难题，他认为这些投降的降卒会成为未来潜在的威胁，因此做出了决定将他们一网打尽。在经历这一暴行后，项羽深感内疚，认为自己做了诸多伤天害理的事。他的内心充满了负罪感，觉得天命已尽，自己必将遭受天谴，最终选择了自杀来逃避内心的煎熬。

李广是另一位深陷内心挣扎的将领。李广一生最大的愿望便是封侯，然而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并非李广的功劳不足，亦不是资历不够，而是他运气极为不佳。每当他立下赫赫战功时，总会因一些意外事件导致功劳抵消，无法得到应有的奖赏。刘邦曾下令欲封李广为侯，但却遭到了丞相周亚夫的强烈反对，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李广对此感到极为失望，在一次与望气师的对话中，他感慨自己无法封侯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自己曾在战争中杀害过800名投降的敌兵。杀降成了李广心中挥之不去的痛，他感到这一行为永远无法得到宽恕，最终，这种无尽的内心折磨促使他做出了自杀的决定。李广的自杀，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赎罪，杀降成为他心灵深处无法承受的重负。

这三位名将，虽然因种种原因选择了自杀，但他们的死亡都与曾经的杀降行为紧密相连。无论是白起的忏悔，项羽的负罪感，还是李广的内心煎熬，杀降对他们心理的摧残，最终成为他们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

然而，也有一些将领，在杀降之后并未感受到任何心理负担。比如五代十国时期的贺瑰，他在兵败后选择了投降，但在突如其来的大风扬沙中，朱温认为这是天命，要他屠戮。尽管贺瑰投降并被斩杀，朱温却丝毫不受内疚影响，他不仅未曾自杀，反而继续暴虐行径，最终死于亲生儿子朱友珪的手中，被冯廷谔刺穿腹部。

历代帝王，特别是明成祖，都清楚战争的残酷与杀降的恶果。明成祖曾派朱能征讨安南，并特别指令他不得杀降卒。虽然战争有时无法避免，但一旦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便应尽量避免冲突，减少无辜生命的消耗。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就是说，战争并非唯一选择，尽量避免冲突，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珍惜。

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兵者，诡道也。”战争虽然是最后的手段，但往往总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问题，避免走到这一步，才是智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