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匈奴时期战死者大规模墓葬。匈奴战士与后来被称为匈奴的游牧民族有关。照片：BBC 新闻

伊万·迪科夫

一项新研究表明，公元 541 年至 542 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可能造成多达 2500 万人死亡）很可能起源于亚洲，而非埃及，并与 hun 人（匈人）的迁徙有关。

查士丁尼瘟疫，以拜占庭（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大帝（在位时间：公元 527 年-565 年）命名，影响了拜占庭，尤其是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中海港口，以及萨珊王朝。

当时的人们认为，这场历史上最致命的瘟疫大流行之一起源于埃及。据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本人也感染了瘟疫，但最终康复。

现在，包括 Eske Willerslev、Peter de Barros Damgaard 等科学家在内的一个研究团队表示，查士丁尼瘟疫可能与欧亚草原上匈奴的西迁有关，据 BBC News 援引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报道。

这一发现来自于对在欧亚草原上发掘的 137 具人类遗骸进行的 DNA 分析，其中包括蒙古发现的匈奴时期战死者的大规模集体墓葬。

这些匈奴战士与后来被称为匈奴的游牧民族有关联。

科学家们描述了他们如何对这些个体进行基因组测序。在他们中的两个人体内，他们从与查士丁尼瘟疫相关的瘟疫菌株中恢复了 DNA。

欧亚草原地区覆盖面积广阔，从中国东北延伸至中欧的匈牙利，全长约 8,000 公里。该大型样本涵盖了从公元前 2,500 年至公元 1,500 年的时间范围。

据认为，拜占庭瘟疫在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爆发，是由从埃及驶来的载有粮食的船只上的老鼠传播到该城的。

然而，新的研究表明，该瘟疫起源于中亚和东亚的可能性更大——尽管拜占庭瘟疫也传播到了北非。

研究人员表示，该瘟疫很可能随着后来被罗马史学家称为匈奴的部落迁移而向西传播。

匈奴并非单一民族，而是由斯基泰人、鲜卑等不同游牧群体组成，他们通过结盟来扩展其权力和领土。

斯基泰人被罗马人和希腊人认为是居住在欧亚边境的熟练骑手。鲜卑人最早见于更东部的记载，并与汉王朝的军队进行了血腥的战争。

“在一些匈奴人中，我们发现了 Justinian 查士丁尼瘟疫的基本形式……在欧洲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该研究的合著者、哥本哈根大学的 Eske Willerslev 说。

在 200 AD 左右去世的中亚天山山脉的一名匈奴个体体内，发现了与 Justinian 大流行相关的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菌株的 DNA。

这种天山菌株也比 Justinian 时期的鼠疫形式更为“原始”，这意味着它在鼠疫的遗传“家族树”中位置更靠后。

君士坦丁瘟疫菌株的一个近亲也在俄罗斯北奥塞梯的一名个体中被发现，其年龄更为不确定，但可能死于公元 6 至 9 世纪。

匈奴人可能在公元前 2 世纪或 3 世纪开始向西迁徙，并在 4 世纪出现在罗马帝国的边境。

随后，他们短暂地统治了欧洲。他们通常与阿提拉（Attila the Hun）联系在一起，他是匈奴的领袖，曾对罗马帝国发动多次军事战役。

“我们的菌株可追溯到公元 200 年左右，即在 Justinian 瘟疫肆虐欧洲之前的数百年，”该研究的合著者 Peter de Barros Damgaard 告诉 BBC News。

“在埃及也发现了这种菌株。因此，在匈奴和后来的突厥汗国时期增加的互动，将有助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这种瘟疫菌株。贸易的加强是一个非常可能的因素，”他解释道。

这项瘟疫菌株的 DNA 分析表明，它具有能够通过跳蚤传播的突变，这与后来的黑死病非常相似。

然而，这种传播方式是否是公元 6 世纪 Justinian 瘟疫的主要传播途径，目前尚不清楚。

“一个有趣的推测是，根据古代中国历史文献记载，鲜卑战士曾使用生物武器，将死马尸体放入水源中，”Damgaard 指出。

“我喜欢推测这可能是瘟疫的滋生地，人类的轨迹再次与马联系起来，但我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这位科学家补充道。

《自然》杂志同一期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描述了在欧亚草原古代人类中发现乙型肝炎病毒株。该研究同样由 Eske Willerslev 领导。

报道了人类中乙型肝炎病毒（HBV）最古老的证据。这些发现来自从草原上 12 个古代人类体内恢复的病毒序列。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试图解开 HBV 的历史——这项研究改变了我们对这种病毒的理解，并证明它影响了青铜时代的人类，”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合著者 Barbara Mühlemann 说。

“我们还证明了从这种年代的样本中恢复病毒序列是可能的，这将具有更广泛科学意义，”她说。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估计有约 2.57 亿人感染了 HBV；因肝细胞癌等并发症导致约 887,000 人死亡。

由保加利亚考古学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