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汉景帝打算给予几位投降的匈奴首领封侯之恩,因此他特意询问丞相周亚夫的看法。周亚夫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鼓励大臣们背弃节义。他的原话是:“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显然,周亚夫对这种政策深感不安,认为如果允许投降者获利,将会给所有官员树立一个坏榜样。然而,汉景帝有着不同的考虑,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削弱匈奴的势力,因此未采纳周亚夫的建议。
那么,对于这些投降过来的匈奴,该如何妥善安置呢?其实办法很简单——将他们安置在边境地区,让他们与当地居民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因此,从汉景帝时期开始,汉朝便采取了两种主要方式来促进边疆民族融入汉族社会。一是通过开疆拓土,设立郡县,将当地的原住民转化为汉朝的百姓。例如,汉武帝时期设立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以及汉昭帝时期的金城郡,这些地区在设郡之前曾是羌、匈奴、氐等民族的居住地,同时伴随着汉地居民的迁移,加快了汉朝对该地区治理的深化。二是针对外部的戎狄,当他们选择投降时,便将其安置在边塞。汉武帝时期曾计划在边塞筑建立受降城,而到了东汉时期,更是直接安排南匈奴迁徙到西河、朔方、五原、上郡、云中等地居住。
然而,东汉时期大规模地允许戎族迁移到西北边郡,给汉朝及其后代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边郡的居民由于外迁,导致户口显著减少。从西汉时期开始,到东汉时期,部分边郡的总户口几乎减半,甚至更低。例如,西河郡的户数仅为西汉时期的4.18%,而其人口数则降至4.13%;同时,该郡的县数也由567个缩减至392个。另一方面,这种迁移造成了东汉中期以后北边和西边国界的收缩与内移。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凉州、三辅、并州及幽州的居民,逐渐转型为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大量农田被改造为牧场。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央朝廷对边疆的控制和治理能力日益减弱。最后,迁入的戎族部落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组织形式,以游牧生活为主,依赖酋长的号令,且具备一定的武力。这在汉朝强盛时期,能够在官员的监督下起到守卫边疆的作用,但当朝廷陷入动乱,自顾不暇之际,这些边塞的戎狄实力便显露无遗,他们趁机在酋长的引领下侵袭中原,这便是后来的五胡之乱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