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了我也不推荐，我就推荐这本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

先科普一下作者何兆武先生。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何兆武的《上学记》初版为三联书店（2006年8月），后来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个《上学记》的增订版，时间是2016年3月。

本书采用的是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的形式成书出版。曾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和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

何兆武先生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末，不足三十年间何先生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深刻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

书前有同为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为本书所写的书序《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文章的结尾作者抛出了两个疑问句：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本梁漱溟先生的晚年口述，书名也是一个疑问句：《这个世界会好吗》。乐观与悲观，在那代民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反复徘徊。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这句话既是本书第一章的标题，也是全书的第一句话。何兆武先生就这样开始了自己对学生时代的回忆，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

何兆武先生的老家在洞庭湖边上的湖南岳阳。不过等到他1921年出生时，他父亲已经把家安在北京了。他的幼儿园、小学都是在北京上的，直到高中一年级才回老家。

何先生自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一段的好时光。”

而何先生的这本《上学记》我看得最津津有味的也正是本书的《丙：迁徙的堡垒》。“堡垒”者，西南联大之谓也。因为彼时的西南联大号称是“民主的堡垒”。

何先生在西南联大竟然先后读过四个系。这在我们现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刚入校时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土木系；后转入文科的历史系；再受哲学思想吸引，转入哲学系；最后转入外文系，专攻西方文学和语言。

因为何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四个系都待过，接触过的老师、教授也远非一般人可比。他最为感慨的就是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

为了更好地传递何先生的原意，我能做的就只能是抄书了：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须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

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何先生如何谈论那些西南联大的那些“先生们”。

我因为最近这几年都在读《金瓶梅》，对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佩服得不得了。正好看到何先生有一段文字谈及西南联大国文系的沈从文：

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锺书先生都是这样。

看到沈先生对《金瓶梅》的评价，大有“於我心有戚戚焉”之感。同时，也可略窥当时西南联大的那些学者、教授们的“鄙视链”。

何先生还谈到当时大名鼎鼎的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上课的情形：

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

何先生的上学记是打上他那个时代深深烙印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上学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何先生在行文中也不时会对一些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做些新旧对比，时常发些议论感叹，但看得出来都还挺注意分寸尺度的，偶尔说得直白一些，让我等看罢心惊肉跳之余，又不由得怦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