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龙江书院，这一天注定载入史册，成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朱德得知消息后赶来，毛泽东也不顾劳累，迅速到达。两人握手相见，这一幕成为井冈山革命的关键时刻，注入了新力量。

当天，毛泽东匆忙而来。听说朱德和陈毅在书院，他来不及整理衣服上的尘土，急匆匆带着几名干部直奔会场。远远望去，书院的门前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朱德和陈毅站在中央，周围是王尔琢等人。当毛泽东到达时，朱德急步迎接，两人一握手，手掌紧紧相贴，既是见面的兴奋，又有革命战友的深厚情谊。然而，这场会师的背后，并非表面看起来的和谐无间。

两支队伍的背景和理念差异巨大：朱德带着的是经历过湘南起义的队伍，而毛泽东则是从秋收起义一路征战而来的队伍。两队的合并可不是简单的握手就能解决的事，两人之前并未有过深刻交流，部队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紧接着的联欢大会上，沙洲的红旗在风中飘扬，毛泽东站上主席台，声音激昂：“敌人再凶也无济于事，我们有马列主义，背后有人民群众。”他的话语让会场气氛达到高潮，千余人掌声雷动。然而，这股热烈的气氛之下，仍然潜藏着深刻的矛盾：部队的领导权究竟谁来掌握？士兵和指挥官之间能否实现真正的平等？这些问题，成为未来朱毛合作的巨大不确定因素。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武装面临了特殊局面，许多士兵来自农民阶层，他们对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思想理解有限，且更容易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部分指挥官认为军队仅仅是战斗的工具，政治工作不重要，另一些基层干部则强调“打下城市享受”，忽视了根据地建设。这些思潮的蔓延，导致红军的方向出现了偏差。

尤其是在红四军内部，这些问题更加集中。毛泽东坚决主张，军队必须由党领导，否则会陷入混乱，但他的观点遭到部分人的批评，甚至被指责为“家长式独裁”。

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南和闽西一带。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愈演愈烈。一些军官认为“打胜仗才是硬道理”，主张“军事第一”。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极端民主化，认为党内领导人仅为名义上的决策者，重大事务应该由士兵们共同讨论决定，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实质上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

最为棘手的是，基层部队对党的不信任。有的指挥员在党支部决策后，直接无视执行，甚至对党内会议提出质疑。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毛泽东和朱德的解决办法截然不同。朱德倾向于通过军事纪律来约束，强调指挥体系的稳定，而毛泽东则认为，必须从思想上统一军队，明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一问题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峰。毛泽东提出了“集权制”理念，主张通过强化党的领导来解决混乱。然而，部分干部强烈反对，甚至指责毛泽东试图剥夺军官的权力。最终，毛泽东没有得到支持，反而被免去前委书记职务。

毛泽东暂时离开了红四军，转向地方工作。在他离开后，军队内部的分歧加剧。极端民主化和流寇主义等问题愈发严重，有人甚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试图削弱党的作用。面对这一局面，朱德和陈毅深感忧虑，陈毅特地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最终，中央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提出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之后出台了“九月来信”。

1929年底，古田会议召开，这次会议被称为党和军队建设的“定海神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达三万字的报告，逐一分析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从流寇主义到打骂士兵的陋习，从军事轻视政治到绝对平均主义。他用生动的例子批评这些现象，并特别强调红军必须是一支人民军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不可动摇的核心原则。

古田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事件，这件事展现了毛泽东的智慧。有一名叫肖文成的士兵，因受不了上级打骂，留下一封信后离开了部队。信中写道：“我不是反革命，但受不了这种压迫。”毛泽东得知后，没有指责这名士兵，反而在会议决议中提出要废除肉刑，平等对待士兵。这一条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大改善了军队内部的关系。

会议通过的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使红军不再仅仅是一支农民武装，而是朝着无产阶级领导的现代人民军队迈进。回顾古田会议，不仅仅是解决了朱毛之争，更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次会议，就没有后来长征中的钢铁红军，也没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今天，古田会议会址旁的青山绿水依旧静静见证着历史。而当年，龙江书院内朱德与毛泽东的握手，也仿佛依旧回荡在春风里，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