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这一概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全球关注,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大国崛起”几乎与中国的名字划上了等号。
一个大国的经济腾飞往往伴随着对相应政治和国际地位的追求。这也让大洋彼岸的美国感到了威胁,频繁发布了“中国威胁论”等相关言论,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极大的警惕和担忧。
历史上,新兴崛起的国家与老牌强国之间的关系并非罕见。古代爱琴海地区的雅典与斯巴达之争便成为政治学者艾利森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典型例证。也正是因为美国如此担忧中国的崛起,我们不禁要问:为何美国当初不加防范,反而在20多年前给中国留下了机会?
二十多年前,世界正处于二十一世纪的初期。那时,苏联刚刚解体,曾与苏联共享意识形态的中国,面对国家的未来,依旧彷徨无措,迷茫在未知的前路中。对于普通劳动人民来说,虽然无法深入了解复杂的国际形势,但他们却能深刻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日常开销的增长让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在九十年代,中国实施的分税制改革让大量农民的生活陷入困境。教育费用大幅上升,医疗保障薄弱,而他们依然需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税款。农民们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这种经济基础的改变直接影响到社会上层的稳定,社会动荡频繁爆发,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幸运的是,中国有一批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秉承邓小平“韬光养晦、专心发展”的战略,决定加入由欧美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一战略在全球背景下,经历了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举措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入世前,中国普遍预期加入WTO后将面临短期的阵痛期,类似于女性月经期的不适。许多人预测,中国的农业、汽车制造、银行业等多个领域将遭遇困境。然而,现实往往更为复杂,国企工人面临下岗潮,不少工人因此失业,成为社会边缘群体。但中国人民展现了惊人的坚韧,通过辛勤劳动克服了这一“阵痛期”,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中国从此变身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贸易大国。
2001年到2007年这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出口额年均增长28.9%,大大高于此前10年的年均增长率14.5%。中国的制造业也迅速发展,向全球出口大量商品,积累了丰富的外汇和财富。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庞大,且多数商品为低端产品,绝大部分利润都被政府和外贸资本家拿走,工人们得到的仅仅是微薄的收益。
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额为183868亿元,尽管比前一年增长了10%,在全球排名刚刚超越英国,名列第四。但在人均GDP上,中国人均为1740美元,全球排名128位。农民的年收入仅为3255元,远不及现在某些职场人的月薪。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为10493元。中国工业实力也仍然处于弱势状态,最流行的调侃是“中国依靠出口几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飞机”。许多言论更是讽刺中国连圆珠笔的滚珠都无法生产。美国自然没有将中国当做真正的战略对手。那时的中国,根本无法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
直到2001年9月11日,恐怖组织“基地”袭击了美国,造成近3000人死亡。历史记忆中,时任总统小布什震惊的表情仍然令人难忘。不到一个月,小布什便宣布将对中东的恐怖分子进行报复,随即美国发动了空袭,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开启了美国最长的战争。而中国领导人第一时间致电向美国和遇难者表示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几个月前,由于南海撞机事件,美中关系几乎陷入僵局,双方围绕责任归属争执不休。小布什曾强烈表态:“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然而,“9·11”事件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若继续闹下去,势必对中国不利。于是,中国主动释放善意,提出愿意与美国和解。小布什也迅速调整战略,转向关注反恐战,且在撞机事件发生后一个月访华,表达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意愿。
这次合作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中美合作进入了新阶段。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双方在经济、科技、能源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中国甚至为美国提供了反恐情报支持。这一时期,美国的主要战略重心转向了反恐,而对于中国崛起的警惕则有所减缓。
根据美国政府统计,仅在2001年至2019年期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支出就达到7780亿美元,且有2300多名美军阵亡。政治学者列文认为,这些资源的投入使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崛起的威胁,给了中国战略上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一机遇期,通过更加稳定的国际环境加速自身发展,实现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腾飞。
2020年,美国总统拜登在阿富汗撤军时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另一个十年。”经过二十年的积累,中国的经济已经飞速发展,2020年GDP达到23万亿美元,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而在工业领域,中国的实力也跻身全球前列,在新能源、光伏、无人机、人工智能、航天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军事上,中国的力量同样在增长。中国已成功下水三艘航母,研发了超音速导弹、弹道导弹、万吨驱逐舰等先进军事设备,逐步向世界领先的军事强国迈进。此时的美国,已经不再能够轻视中国的崛起。
2009年,奥巴马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明确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并非偶然。此后,特朗普总统直接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战略对手,提出了“大国竞争战略”,并明确将经贸和国家安全挂钩,展开了一场“新冷战”。
在美国的“新冷战”理论中,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将中美之争视作零和博弈,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寻求区域霸权。而艾利森则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认为新兴大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进而引发冲突。历史上,这样的竞争屡见不鲜,雅典与斯巴达、英国与西班牙等国家的争斗都充满了类似的模式。
不过,由于核武器的威慑,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利益之争,脱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耶鲁大学教授大卫·盖伦特认为,与苏联不同,中国更倾向于通过经济、金融和科技等“无硝烟”战场与美国竞争。特朗普时期,美国也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等手段加强对中国的制衡。
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之间的竞争仍将持续,直到某一方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二战后,美国逐渐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霸主,而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保持相对友好。美国之所以放松对中国的控制,不仅仅是出于善意,更是出于自身经济需求。然而,中国并非局限于当前的格局,它的崛起是一步步实现的,短暂的忍耐,正是为了更好地腾飞,朝着民族复兴和全球大团结的目标迈进。
参考资料:
- 《911事件20周年:美国全球反恐为中国打开了“机遇之门”?》 BBC中文
- 《范式转换:中美关系的新态势、新定位》 亚太安全 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