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作为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在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正是因为这场叛乱，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位重要人物才被后世广泛关注。他们身上有一个令人唏嘘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最终都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所杀死，这也成了他们生命终结的悲剧注脚。

不过，安禄山与史思明的结局虽然相似，但其中的具体情形却大相径庭。从史思明之子史朝义的角度来看，他似乎别无选择。史思明被生擒时，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绝望，哀求道：“不要杀我，我死不足惜！”然而，史朝义却没有给父亲任何活路。父子两人是如何走到这般决裂的局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复杂故事呢？

作为长子，史朝义自幼便受到史思明的关注与期待。史思明发动叛乱后，史朝义始终紧随左右，南征北战，忠心耿耿。虽然他未必立下显赫战功，但至少付出了许多努力。相比之下，史朝义的性格更为温和敦厚，颇得士兵们的喜爱，因为他待人宽厚，少有怒气，能够体恤部下的辛劳。

父子间曾有一段“蜜月期”，关系尚算和睦，但随着时间推移，史思明对长子的态度逐渐冷淡。他不满史朝义的性格，认为其仁义之心不过是软弱无能的表现。军中上下都喜爱这个温和的长子，而史思明却觉得这无法担当家族的重担，他开始对长子产生怀疑和不信任。

事实上，早在此之前，史思明的偏心已经显现，他明显更倾向于年幼的儿子。幼子因年龄尚小，未曾经历战场的残酷，这使得史思明格外呵护他。为了保护幼子免受战火侵袭，史思明甚至不允许他参战，力图让他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史思明对幼子的溺爱甚至超过了普通的宠爱，导致幼子史朝清变得目空一切、性格暴戾，和史思明如出一辙。父亲看到幼子如同自己的翻版，更加加深了对他的偏爱。而长子则因“子不类父”的现实而被逐渐边缘化。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不仅在帝王之家，即便是普通家庭，父母也往往更宠爱性格和自己相似的孩子。

作为父亲，史思明不掩饰对长子的厌恶，尽管理应由长子继承大统，毕竟他年龄较长，且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军中将领们也普遍支持史朝义继位。但权力真正掌握在史思明手中，他开始把幼子带在身边，甚至在朝中大臣面前暗示将位传给幼子，这使得史朝义的处境异常尴尬。

尽管史思明封史朝义为怀王，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荣誉，毫无实际权力，更没有让人看到他有意让长子成为太子的迹象。若真想让幼子继承，理应让他多加锻炼，但史思明的做法却令人费解——将风险和重担全部压给长子，而让幼子安享宫中奢华生活。

史思明此举自然引发军中不满，毕竟他依赖士兵和将领的支持，这样一位毫无建树、偏心溺爱的君主，怎么能赢得众人的信任和拥护？他的失策在于不仅没有公平对待长子，反而在公开场合严厉斥责和辱骂史朝义，众目睽睽之下，这种羞辱让人无法忽视他对长子的厌恶。

史朝义在军中经营多年，自然拥有自己的势力和支持者，而幼子史朝清除了父亲的宠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靠山。父子关系恶化，许多将士对史朝义感到同情。史思明甚至在公开场合扬言要杀长子，这彻底将双方矛盾推向不可调和的地步。

面对父亲的威胁，史朝义内心充满惶恐。史思明的残暴和猜忌让军中气氛紧张，许多人开始看好性格温和仁义的史朝义，认为他才是真正值得依赖的领袖。史朝义的亲信骆悦与蔡文景劝他先发制人，但史朝义因弑父的道德顾虑犹豫不决。

然而，随着局势愈发危急，史思明的多疑让所有人心惊胆战。骆悦和蔡文景再次敦促史朝义，告诉他时间已经不多，必须果断行动。最终，史朝义沉重地点头同意，制定周密计划。午夜时分，他率领大军突袭史思明营帐，将其生擒。

此时的史思明终于认识到形势危急，不再傲慢，跪地哀求：“朝义，我的儿，不要杀我，我死不足惜，但我们的大业尚未完成……”然而，史朝义挥手示意，史思明目瞪口呆，倒地身亡。

史思明死后，这支军队很快瓦解。实际上，这场悲剧与史思明本人息息相关。安禄山死后，军中早已动荡不安，而史思明通过杀害安禄山之子夺权，派系争斗不断。史思明执政后，更加激化内部矛盾，尤其是对幼子的偏爱与对长子的冷落，令兄弟间的争斗愈发激烈。

这种偏心不仅在皇室，在普通家庭中也常导致父子、兄弟间的激烈矛盾。史思明的做法无疑加剧了两个儿子及其背后势力的争斗。虽然史朝清拥有父亲的宠爱，但军中真正有实力的是史朝义的势力。史思明公开宣布将位传给幼子，军中势力自会顺势支持，这让长子处境越发危险。

这正是史思明的祸根。如果他能稳妥地将权位传给长子，避免偏心，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毕竟在中国古代，嫡长子继承制是普遍的礼法。虽然史思明是突厥人，不必完全遵循汉族礼法，但他也应该妥善培养幼子的势力，同时安抚长子，防止内部分裂。

对于封建王朝而言，皇室事务从来不是私事，而是国事。若非史思明的偏心成性，或许他不会被亲子所杀，历史也许就此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