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进行了几场战斗，并且都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不仅使得张学良对红军的实力产生了新的看法，也让他开始重新审视共产党及其抗战立场。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在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面，并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三个直接而尖锐的问题。那三个问题分别是：

第一个：你们红军真的是在抗日吗？

第二个：红军内部究竟是不是团结的？

第三个：你们支持抗日，可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思考和张学良的疑虑。我们先来详细解读第一个问题。

张学良提到，红军自称是在抗日，但如果真的是在抗日，为什么红军要远赴大西北，而不直接前往东北或华北，那里才是日军的占领区呢？大西北并没有日军的存在，红军为何不去东北直接打击侵略者呢？要知道，东北沦陷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的目标一直是要回到东北抗日。如果红军在这里与日军作战，岂不是正与自己的目标相符？他不禁感到困惑。

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非常尖锐的。那么，李克农是如何回应的呢？

李克农首先纠正了张学良的一个误解：红军从江西出发并不是主动选择来到陕北，而是被蒋介石逼迫的。红军在江西的苏区建立了坚实的根据地，但蒋介石五次调集大军进行围剿，最终在第五次围剿中，红军遭遇了严重的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漫长的长征。

李克农继续解释，红军最初的目标并不是陕北，而是与贺龙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会合，但由于蒋介石的重兵封锁，红军只得放弃原定路线，继续西行。直到1935年9月，毛主席在报纸上意外看到陕北红军的消息，才决定前往与他们会合。因此，红军来到陕北是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后的选择，而非最初的计划。

此外，李克农还补充说，红军在陕北扎根并非逃避抗日，而是为了积蓄力量。就像朱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一样，红军若想持续发展、稳固局势，必须拥有一个坚实的后方，而陕北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接下来是张学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

这个问题之所以尖锐，是因为在长征过程中，张国焘曾试图分裂红军并另立中央，这无疑是一次严重的内部分裂。而红军一直号称“团结”，但张学良显然对此产生了怀疑。如果将来东北军和红军联手，红军内部还会不会再发生类似的分裂事件呢？这是张学良心中的一大顾虑。

张国焘事件的恶劣程度确实前所未有，这一事件差点导致红军陷入无法挽回的危机。如果不是叶剑英及时发现了张国焘的密电，如果不是毛主席果断决策率军北上，后果可能难以想象。

面对张学良的疑虑，李克农没有回避，他坦言，张国焘事件确实给红军带来了困扰，但那毕竟是少数人的行为，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依然支持中央的领导。李克农指出，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南下后遇到的困难重重，最终不得不北上与中央红军重新会师，这一点，历史早已验证。

第三个问题则是：既然红军支持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

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是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掌握着几乎所有的资源。如果要领导全国抗日，蒋介石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红军却公开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张学良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疑问：如果排除了蒋介石，红军是否有能力完成抗日的任务呢？

这个问题无疑触动了张学良内心的核心，众多支持抗日的人民恐怕也同样心存疑问。李克农的回答非常直接且有理有据。他指出，共产党一贯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支持抗日，敢于抗日，就可以联合。但是，蒋介石多年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内严酷镇压进步力量，对外却对日本侵略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日本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以蒋介石这样的领导人来抗日，简直是天方夜谭。

李克农强调，蒋介石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能看得清楚。为了团结那些真正有抗日决心的力量，必须要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帜。

张学良听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久久没有说话。

李克农的回答既合情又合理，打消了张学良对红军的偏见，逐渐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为张学良后来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多年后，张学良曾评价李克农：“李公非将非帅，但文武兼备，才思敏捷果敢，是难得的人才！”他还写下了一首诗：“君在此处嗟叹惜，念及彼时悔思量。若与李公抗倭寇，留下丹情慰后人。”

可惜的是，张学良错过了与李克农共同抗敌的机会，这不仅是张学良的遗憾，也是李克农的遗憾。

——参考资料：《西安事变》《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