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某一天，宋时轮驾驶吉普车前往执行任务，意外闯入了敌占区。敌军迅速发现了他们，立即举枪包围，将他们团团围住。宋时轮心中一紧，他此次行动只带了寥寥数人，若敌人认出他是华东野战军的纵队司令，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形势紧张到极点时，一名敌军营长忽然步履轻快地走过来，恭敬地行礼说道：“报告长官，我是自己人！”这突如其来的转折令人诧异，敌营长究竟身份为何，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

1948年，济南战役刚刚结束，除了青岛尚未解放外，山东大部分重要城市已落入我军手中。此时，刘峙领导的徐州守军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成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盘中餐”。于是粟裕果断决定挥师南下，发起淮海战役，中央政府也迅速批准了这一战略部署。

粟裕最初计划直接进攻徐州，然而毛主席细致观察敌情后发现，黄百韬兵团所处位置是敌军一字长蛇阵中最薄弱的环节，且离我军阵地最近，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包围歼灭。基于这一分析，毛主席当即提出，淮海战役的首要目标应是歼灭黄百韬兵团。

接到中央指示后，粟裕迅速调整了作战计划。为了迷惑敌人，我军故意制造攻打徐州的假象。毫无战略眼光的刘峙果然中计，一有风吹草动便慌乱失措，急忙收缩防线，并命令附近国军向徐州回援。

黄百韬也接到命令，率部从新安镇撤退，向徐州方向撤去。虽然这正是我军希望调动敌军的结果，但敌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能力极强，我军只能靠着双脚奋力追赶，险些追不上。

幸运的是，关键时刻刘峙为我军送上了大礼。黄百韬在途中接到刘峙的命令，必须在原地停留两天。原来，海州44军因涉及私盐生意，撤退迟缓，刘峙希望黄百韬等待部队汇合后再继续行动。

正是这两天的停留，让我军赶上了敌军。令人惊讶的是，黄百韬竟然因兴奋过度，忘了在运河上架设浮桥，给了我军可乘之机。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约40万兵力当即发起猛攻，突破陇海铁路徐海段，迅速分头推进，将黄百韬兵团围得水泄不通。

此时，国民党方面才意识到，我军的真正目标是黄百韬。蒋介石怒火中烧，急调兵力试图救援黄百韬。对此，粟裕早有准备，命令宋时轮率十纵部队渡过京杭大运河，切断陇海铁路，阻断黄百韬西撤道路，并阻击任何可能前来支援的敌军。

宋时轮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但意外发生了。宋时轮为人谨慎，历来不打无把握之仗。每逢大战前夕，他总亲自侦察前线，掌握敌情。这次也不例外。11月7日晚，他与政委刘培善及几名警卫员乘坐吉普车，悄然向运河边前进。

因夜色昏暗，为避敌人发现，司机关闭车灯，导致他们误入国民党防区。下车后，众人开始勘察地形，观察敌情。不料敌军突然出现，将他们包围。其中一人认出宋时轮身份，举枪威胁：“缴枪不杀！”

宋时轮与刘培善交换了惊恐的目光，这时才意识到走错了路。警卫员见司令员遇险，急欲反击，却被宋时轮眼神制止。宋时轮快速思考，敌军已成“困笼之兽”，不一定会立即开火，当前首要任务是稳住敌人，寻找脱身机会。

他对敌兵解释说，他们是侦察兵，奉命探查敌情，无意冲突。敌兵半信半疑，严肃回应：“有话到营部再说！”随即押送他们至营部。此时，负责守桥的国军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接到消息，火速赶回营部。

王世江见宋时轮等人，先暗中观察，后问明身份与目的。老练的宋时轮立刻察觉对方无敌意，便坦言身份：“我是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随行，来此是为招降你们！”

刘培善等人面露凝重，不敢相信司令员竟如此直白。没想到，王世江闻言露出惊喜神色，立刻敬礼道：“报告长官，我是国军第59军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请示训！”

宋时轮见状，心中稍安，继续说：“我军已完成进攻运河桥准备，预定时间将发起攻击。炮声一响，玉石俱焚。希望你们立即撤离桥头工事，为我军南下让路！”

王世江更显高兴，照例敬礼：“报告司令员，报告政委，我是地下党员，是自己人！”起初宋时轮等人半信半疑，再三询问他与我军联系及任务细节。

王世江坦言，与敌工部杨思德秘密联系，昨获陈毅司令命令，保持部队待命。早在淮海战役筹划时，他的上司何基沣副司令已开始策划起义，具体行动定于11月8日中午12点。王世江也秘密筹备此事。

宋时轮终于信服，笑称：“差点大水冲了龙王庙！”随即郑重下令：“王世江同志，形势紧急，命你立即起义，率部开渡运河，为解放军打开前进道路，我会派部队接防。”

王世江毫不犹豫应声：“保证完成任务！”就这样，宋时轮误入敌营却意外带回一营兵力。当天午夜过后，王世江正式起义，率部撤离运河桥，为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赢得宝贵时间。

随后两天，何基沣、张克侠等人带领两万多起义兵陆续加入，给予敌军沉重打击。新中国成立后，王世江被安排到锦州、黑龙江工作，曾任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1974年正式退休。

参考资料：《淮海战役中宋时轮的惊险一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