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全国各地的解放，北平也终于迎来了和平解放。这一切的成功，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而傅作义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傅作义在内心深处曾经犹豫不决，但最终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带领北平走上了和平起义的道路。然而，起义的过程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除了傅作义这个决定性人物外，他手下还有两位兵团司令，他们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即便傅作义已经下定决心，但这两位依然抱有对国民党的幻想，最终他们离开了北平，而他们的结局也充满了戏剧性。那么，他们是谁？最后又发生了什么？

1948年，傅作义决定坚守平津，并开始为可能爆发的战斗做准备。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修建了大量的碉堡群和防御工事，部署了兵力，确保自己在战争中有充足的防守力量。表面上看，傅作义似乎已经准备好与解放军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但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和平起义的道路，留有余地。尽管当时国民党已屡次失败，形势对中共越来越有利，尤其是傅作义的女儿已经站在了我党一边，加上我党的积极劝说，最终傅作义做出了明智的决定，选择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然而，起义的背后并非如外界所见那般简单。老蒋的势力依旧存在，整个局势错综复杂，涉及的人员庞大，阻力也不可小觑。傅作义手中虽然有四个兵团的兵力，但能真正听令他调度的，只有孙兰峰的部队。老蒋的亲信依然牢牢把控着其他三个兵团，其中侯镜如虽然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但他本身早已是我党的党员，始终站在我党一方。而另外两位，石觉和李文，虽然在傅作义的手下，但他们对蒋介石的忠诚显然比对傅作义更为坚定。在关键时刻，他们的态度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虽然傅作义坚守平津，他的部队大部分驻扎在城外，而城内则是老蒋的嫡系部队。如果城外发生突发情况，傅作义的部队首先会获得消息，迅速采取行动。然而，城内的动乱不仅可能影响到傅作义的起义计划，更可能危及到北平民众的安全。因此，傅作义深知起义的复杂性，做出了一系列深思熟虑的决策，并为可能的暴乱做好了应对措施。他一方面将城内的防务力量逐步替换成自己的部队，另一方面将老蒋的嫡系部队调离北平，安排他们驻扎在郊区，以避免他们在起义过程中制造威胁。

不仅如此，傅作义还采取了有效的保密措施，确保军事机密不外泄。他将一些关键军官留下来控制局面，同时逐步剥夺他们的军权，使他们无法对起义构成威胁。随着这些行动的逐步展开，傅作义的起义计划愈加清晰，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消息一传开，许多人意识到这是一个较为理智的选择，尤其是在那时的政治局势下。

然而，尽管傅作义的计划已经逐步落实，石觉和李文依然死心塌地忠于蒋介石。为了确保他们不对起义造成干扰，傅作义决定将他们送往南京。这一举动虽然是为了安抚他们，但无论如何，他们此时也只能顺应时局，放下个人的坚持。1949年，石觉和李文平安离开北平，而北平终于得以顺利解放。

在解放战争的过程中，虽然许多战俘得到了我党的优待，但石觉和李文选择回归蒋介石阵营，未必能够迎来一个好的结局。相比之下，石觉的结局似乎稍微好一些。

石觉，生于1908年，是黄埔军校的三期生，军事出身，又是蒋介石的得力将领。虽然他曾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突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他最终站在了中共的对立面，因此，石觉的命运也早已注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石觉的表现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华北的战斗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台儿庄、武汉等战役中，他指挥的部队屡屡取得胜利，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石觉承担了许多重要任务，尤其是在南口长城线的防守工作中，他成功组织了多次有力的反击，迫使日军放弃了对该地区的进攻。尽管战争中面临重重困难，石觉凭借着自己的指挥能力和部队的协同作战，最终获得了上级的高度评价。

然而，解放战争爆发后，石觉回到蒋介石的阵营，依旧未能得到太多的重视。他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部副总司令，之后调任上海防守司令，坚守上海。随着上海的解放，石觉只能率部撤退到舟山群岛。尽管他被任命为舟山防卫司令，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日益崩溃，石觉的局势愈发严峻。1950年，随着我军对舟山的进攻，石觉只能选择撤退，最终在台北度过了余生。

与石觉不同，李文的结局显得更加悲凉。李文在蒋介石任命下前往北平担任警备总司令，目的是监视傅作义的动向。然而，随着时局变化，李文自己也逐渐陷入困境。解放战争中，他被指派到大西南驻守，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他显然束手无策。最终，他在战斗中被俘，被送往台北，而这时，他的价值已经大大缩水。虽然李文获得了一个参谋职位，但很快就被调离部队，几乎没有了发挥空间。

相较于石觉和李文，傅作义的结局无疑要好得多。傅作义不仅在我党内得到了重用，还成为了水利部部长，享有了极高的声望。他的一生得到了广泛的尊敬，直到1974年在北京安详离世。

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充满了不同的选择和命运。傅作义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而石觉和李文却未能把握住时代的潮流，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