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文强中将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回忆道：“空投的事务是我负责的。每次派人去收粮食和弹药时，却总是发现，空投的物资全被解放军收走了。我们收到的只是空投物资的不到三分之一。”文强开始对“空投司令”产生疑虑，因此去向当时被困在陈官庄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询问。杜聿明摇头表示：“这位空投司令曾和我一起在滇缅线打过日本，那时看不出他有问题。”文强听后，认为当时空投不准确只是因为风向问题。

直到文强和杜聿明被俘，那位“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军装来见他们，文强依然困惑地问：“你怎么穿上解放军的军装了？”那位司令回答说：“我不瞒你们，我早在你们要求我担任空投司令时，就已经是共产党的人了。”当这位空投司令解释清楚后，文强只能无言以对。此时，文强才明白：“那些空投下来的粮食和弹药，大部分都被投给了解放军。我们有三十多万人需要食物，而根据空投的最大承载量（事实上，通常连最大量的三分之一都投不到，后来更是几乎为空），这些物资最多只够十万人使用一天。剩下的二十多万人则只能每天晚上吃一顿稀饭。”

陈官庄被困的三十多万蒋军很快崩溃，而那位“空投司令”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这位司令的姓名却成了一个谜，因为相关的史料几乎没有记载他的事迹。我们只能通过文强、杜聿明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回忆来推测他是谁。以下是几个线索：首先，他在淮海战役期间，负责给陈官庄被围困的蒋军进行空投；其次，他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杜聿明一起赴缅甸作战；第三，他的身份并非起义将领，而是作为一名潜伏人员归队，并穿上了解放军军装；第四，鉴于他在我军中的地位较高，他才能去看望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杜聿明和文强。

我们不应仅仅根据“空投司令”这一称谓就认为他一定在南京。事实上，淮海战役期间，蒋军方面似乎并没有专门的“空投司令”。负责空投的人员以及那些为蒋军标注空投位置的人，很可能都在协调空投时，将三分之二的粮食和弹药投向了解放军。事实上，美国空军也参与了对蒋军的空投。陈纳德等人在《陈官庄地区空投记》和《陈伯庄与陈纳德的阴谋》中证实了这一点。

蒋军空军指挥部确实指定了一名少将负责空投。那位曾与杜聿明一起赴缅作战的地下党成员，在淮海战役时已经晋升为少将，并且已有十年的党龄。经过多方资料的查证，我发现这名少将竟然是段伯宇和段仲宇兄弟中的一位。

段伯宇和段仲宇，两个深藏在蒋军内部的地下党成员，原来是党的骨干力量。段伯宇在1938年赴延安学习，1944年随远征军入印度，负责驻印度总指挥部军务工作。而段仲宇则在淮海战役期间，凭借过去的经历和身份，成功地担任了“空投司令”。实际上，段仲宇的身份十分特殊，他的任务是为了配合蒋军的空投行动，但实质上却是为了解放军提供支持。

有趣的是，段伯宇与周公有直接的联系，而段仲宇则是通过哥哥加入地下党的。这两个地下党成员的存在，最终导致了蒋军的失败。文强和杜聿明直到被俘后才发现，原来这位“空投司令”竟然是地下党的成员。

文强在1948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大雨倾盆，北风猛烈，天空黯淡。我们面临粮食短缺，已经三四天没有粮食了，骡马已经被吃光，民间粮食被搜刮一空，连草根树皮都找不到。”他对此感到绝望：“空投早已不可能实现，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我们即将面临无战自溃的困境。”文强在日记中的叹息，正反映出当时蒋军的困境。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或许能理解，段仲宇作为“空投司令”的角色，究竟是多么的重要。他不仅成功地从内部破坏了蒋军的粮食补给，还通过空投大大影响了蒋军的战斗力。文强和杜聿明，尽管早有怀疑，却从未能真正识破他，也正因为如此，段仲宇的成功隐匿了如此之久。

段伯宇和段仲宇兄弟的双重身份，不仅让他们成功渗透了蒋军的内部，也让我们更加敬佩地下党的精妙操作。最终，蒋军的崩溃，和他们的暗中布局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