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会保持每段语义不变,适当增加细节,整体字数变化不大,帮你改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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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明的历史中,除了四位皇帝和一位监国之外,还有两位举足轻重的支柱人物,值得我们重点记述。第一位是家喻户晓、成功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另一位则是李定国,他可谓是真正的忠臣,为南明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说来也颇具讽刺意味,明朝历经276年,却未曾涌现出能够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反倒是出身海商的郑成功,凭借其强劲的兵锋,一度兵临南京城下,险些恢复东南半壁江山。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其家族在岛上统治长达22年,这段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南明的政权影响,被史称为“明郑时期”。
正因如此,清康熙皇帝对郑成功的评价也极高,曾赞道:“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而另一位出身大西政权的张献忠养子李定国,在南明晚期曾多次挽救局势,给予南明复兴以希望,被誉为“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以来所未有也”。
今天,宋安之想谈谈,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拥立明朝宗室为皇帝,继续扛起南明的大旗,反而让郑氏家族公开统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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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成功一直坚持保持高度独立,甚至拒绝与李定国合兵广东,这使南明错失了最后一次复兴的良机。郑成功登台后,不拥立明宗室为帝,实属正常现象。
郑成功是南明第二政权隆武政权的坚定支持者,甚至被隆武帝赐姓“朱”。但隆武政权灭亡后,郑成功对南明的认可度逐渐降低,他的态度一直是“东南之事我做主”。他拒绝听命于地理更近的鲁王监国政权,反而遥遥拥护遥远的永历政权。这里面除了鲁王监国与隆武政权之间存在摩擦,以及永历政权血统上更接近皇室,还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考量:“天高皇帝远”。这样一来,既能利用永历政权牵制清军,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避免被永历政权直接管辖。
基于这种独立自主的理念,郑成功与支持永历政权的李定国合作并不顺畅。李定国曾设想自己驻守西南,郑成功驻守东南,联手先收复广东,再图复兴大业。但郑成功始终拖延出兵,一方面因其父亲等家属被清廷扣押,想通过谈判解救,一方面则是不愿与李定国合兵,毕竟李定国实力更强,若联合便可能失去自身的独立性。最终导致李定国功败垂成,实力大损,南明的复兴良机也因此丧失。
当然,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郑成功。明朝乃至南明历史上,许多忠臣力挽狂澜者都命运悲惨。比如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的慷慨就义,明末名将卢象升惨死沙场,皆为惨痛教训。
况且当时南明内部明知大敌当前,却依旧争斗不休。朝堂派系错综复杂,内斗激烈。郑成功虽然功勋卓著,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也颇为危险。一旦稍有复兴势头,势必引发更激烈的内斗,郑成功极可能被卷入权力斗争甚至被排挤。
因此,在这大势已去的历史背景下,南明无法再扛起抗清大旗,充其量只能吸纳一部分人心。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保持一贯独立性,自然不愿再拥立明朝宗室为帝,任其指手画脚。而郑成功的继承者郑经面对清廷多次招抚,也延续了父亲保持独立的立场,提出“比于高丽”的策略,意图名义上归降,实则保持相当的自主权,这种要求自然难以被清廷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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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成功未必没有拥戴明朝宗室为帝的心思,但永历帝刚逝,郑成功又猝然去世,使得这种可能性彻底破灭。
郑成功于1661年攻克台湾,战事历时一年之久,期间极其忙碌。更不幸的是,守厦门的世子郑经与四弟之乳母陈氏发生通奸,生下一子,此事令郑成功震怒,曾欲杀死郑经。最终,郑经在两地将领的支持下拒绝执行父命,郑成功本已体弱多病,因气愤加重病情,于1662年五月初八去世,年仅38岁。
与此同时,永历帝朱由榔与太子朱慈煊于1662年初被缅甸国王献给吴三桂,同年6月父子双双被吴三桂绞杀于云南昆明。援救永历帝未果的李定国闻讯悲愤成疾,不久也忧愤而亡。
随着永历帝、太子朱慈煊、郑成功和李定国的相继离世,南明复兴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
从这个时间节点看,郑成功与永历帝几乎同一时期离世,他当时忙于战争与家事,未必无拥立新帝的念头,只是没能付诸实践。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不可完全否认。毕竟郑氏政权名不正言不顺,如果立一位明朝宗室新帝扛起南明旗帜,或许还有些好处。但郑成功英年早逝,令这种极小的可能彻底消失。
及至郑经时代,更无谈拥立宗室为帝之事。郑经对前明已无感情,更多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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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即便想拥立明朝宗室为帝,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确有部分明朝宗室藩王随行,但大多无威望,若立其为帝,难以产生实质影响力,也无法有效团结人心。
且重新拥立一位新帝,极可能导致权力分裂,形成两个中心,甚至引发流血冲突,反而会弄巧成拙。
不过倒是有一位相对合适的人选,即鲁王朱以海,曾任南明监国,拥有一定政权基础,且有张煌言等重臣支持。但由于鲁王与隆武政权之间的旧怨,郑成功与他矛盾不断,甚至不允许其进入台湾,只得居住金门,因而不可能拥立鲁王为帝。
到了郑经时期,鲁王更是连生活都难以为继。郑经停止了鲁王的“宗禄”,导致鲁王生活拮据,最终于同年十一月病死金门,明朝宗室再无可用之人。
如果当时有一位既具威望又好控制的宗室藩王,郑氏政权或许会考虑立其为帝。毕竟永历政权刚覆灭,南明的影响力尚存,再立新帝扛大旗仍有一定积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郑成功与鲁王朱以海之间的矛盾在当时是公开且严重的。据《明史》清修本记载,鲁王被郑成功所害:“顺治三年六月,大兵克绍兴,朱以海遁入海,久居金门,郑成功礼待颇恭,既而懈怠,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不过这一说法可能信息有误,更可能是清朝以郑成功与鲁王的矛盾为切入点刻意渲染。
1959年金门发现鲁王真墓,确认其系病死,而非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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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拥立一位皇帝,虽有益处,但弊端更多。
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时,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正是避免过早称王称帝引来元军集中围剿。若早自称王帝,元军必先全力攻灭。
明清交替时期同理,清军重点攻打永历政权,因为永历帝代表着前明正统,是清廷争取民心的最大对手。只要永历帝存在,清廷统治便难以稳固。
同样,郑氏政权若再拥立一位新帝,自然能起到团结人心的作用,但也会成为清廷重点打击的对象,恐怕难以维持长久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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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郑成功一生堪称英雄豪杰。在明末清初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虽未能笑到最后,但收复台湾的伟业,仍然令人敬佩。虽有私心,然人无完人,不能因小瑕疵否定其整体功绩。总体来说,他实至名归“海外孤臣”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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