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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唐代后期地方独立化倾向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尽管已有大量学者从政治和经济视角系统研究唐代地方问题，相关成果颇为丰富，但本文将重点从军事角度切入，详细阐述这一时期地方藩镇独立化的军事根源。唐代藩镇的独立化趋势，实际上与唐朝军事制度的演变息息相关。这种演变不仅体现为军队性质的转变，还包括军事体制的根本转型，是地方军队走向独立的最直接推动力。

众所周知，唐代早期的兵役制度以义务征兵为主要特点，主要包括府兵和兵募两种制度。府兵和兵募皆属于中央直接管辖的军队。府兵主要负责皇帝的番上宿卫工作，同时也承担征战、镇守地方等职责。一般来说，国家边境的主要作战力量是由州县户籍征集的兵募组成，遇到重大军事行动时，府兵常与兵募混合组成野战军团，但府兵参与人数极少。以贞观初年李靖击突厥磧口之战为例，参战兵力数万，而府兵不过两百骑兵。尽管府兵训练严格，战斗力强，但其平时主要作为战略预备队存在，并非日常作战主力。

日本学者菊池英夫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府兵可视为“预备役”这一观点。国内学者唐长孺、孙继民也认同府兵不属于职业军人的观点，认为府兵是由国家管理下的均田农民充任的一种常设兵役，士兵“三时耕种，一时治武”，既非全职军人，也非临时征兵。兵募则有所不同，最初是为应付边境紧急军情而短期征召，服役期一般为三至四年。随着战争频繁和持久，兵募逐渐转型为边防镇戍军。两者均无世袭身份，服役结束即恢复平民身份，体现了封建国家以减免租赋为代价的兵役征召制度。

从装备上看，府兵需自备粮饷和兵器，兵募的装备部分由本人和乡里解决，国家承担不足部分。这样的亦兵亦农的兵役制度得以实施，依赖于均田制的稳固基础。到了唐代中后期，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府兵多因贫困逃避兵役，导致以义务征兵为核心的兵役制度逐渐走向衰败。

唐初担任府兵的农民，往往有机会获得勋阶、赐田甚至官职等实质利益，社会地位较高。唐高宗征高丽时，百姓踊跃应募，甚至自行筹备军需，称之为“义征”。但随着时间推移，军功日益泛滥，至武则天时，服役军人数以万计，国家土地无以赏赐，军人实利减少，获功者身虽役使，却如仆役，社会地位降低。府兵本以侍卫天子为荣，却成众人嘲笑对象，普通百姓普遍畏惧兵役，甚至有以蒸熨手足以逃役者。

与此同时，以“户殷丁多、人才骁勇”为标准的兵募制度也陷入危机。战争长期化导致兵募的定期轮换难以实施，大量壮丁服役后难以归乡。民众惧怕服役，富户行贿官府逃避，贫困家庭则被迫从军。由于朝廷供给不足，贫弱军人装备简陋，战斗力低下。史料中逃避兵役的现象屡见不鲜，有者自残肢体，有者诈称疯病。新疆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的文书《武周智通拟判康随风诈疯疾避军役事》即记载一名康随风诈称疯病以逃避兵役，反映兵募在百姓心中的恶劣形象。

尽管地方官府施行“枷锁推禁”等强制措施维持兵役制度，但无法根本解决问题。逃兵大量流窜，或成盗贼，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唐廷诏书中亦承认“诸军兵募逃亡者多”，若敌军入侵，朝廷难以应对。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唐朝军事基础，逼使朝廷不得不进行兵役制度改革。

开元十年，玄宗采纳宰相张说建议，不论出身，广招壮丁充实京师宿卫，且“优为之制，逋逃者，必出乎应募”，既缓解兵力紧缺，又减少流民带来的社会隐患，取得显著成效，旬日内即募兵十三万。此后，唐朝以义务征兵为核心的府兵、兵募制度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募兵制下的健儿制度逐渐成为主流。

早期健儿（安史乱前）尚非完全职业军人，原则上依赖地方户籍，由节度使指派官员选拔壮丁，给予一定资助，鼓励自愿入伍。政府对健儿“务加优恤”，每年按例加给，赐予田宅。条件优厚，理论上应受欢迎，但因常驻边军路途艰难，逃兵时有发生。敦煌文书中有“非军州逃兵募、健儿”等记录，反映健儿逃离军营的现象并不罕见。

然而安史之乱后，健儿的招募对象转变为社会底层的“诸色行人及客户”，即杨志玖先生所言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以及大量流民无产者。早期健儿兼有劳作职责，“内营农，外防盗”，而安史乱后则完全脱离生产，衣粮由官府供给，故称“官健”。他们终年服役，成为封建国家的终身职业军人，逐步替代府兵和兵募，成为国家军事的中坚力量。

综上所述，唐廷对官健这一职业军人阶层的待遇尚可，但这并未换来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反而频频发动叛乱。仅德宗建中元年，健儿就三度暴动。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健儿来源复杂，思想上缺乏纲常伦理的认同，这为军队不稳定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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