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之策，可抵百万雄兵！”

这句话是康熙帝对范文程的评价，意味着他的谋略可以比得上百万雄兵。在康熙看来，范文程与汉初的张良、明初的刘伯温齐名，都是极具智慧的谋士。张良与刘伯温声名远扬，几乎家喻户晓，然而范文程在历史上却鲜为人知，原因在于他是汉人却选择了投降满清，这使得他在许多历史评论中被视为“汉奸”，而遭受了社会的非议和排斥。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身为汉人的他被认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

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范文程并非“汉奸”，他们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满清虽是少数民族，但并非完全的外族；第二，范文程虽为汉人，但他并未曾在明朝任职，且一生未曾为明朝效力过，始终未侍奉过两位君主。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使得历史人物往往充满了争议。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抛开这些争论，专注于事实，看看这位受到康熙帝极高评价的谋臣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范文程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祖籍沈阳，出身于一个仕官家庭。其曾祖范锐曾担任过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祖父范沈则在沈阳卫担任指挥同知。范文程自小聪明好学，机智过人，父亲范楠经常以“望子成龙”的心态夸奖他，认为他将来必定成就一番事业，光宗耀祖。如果当时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范楠的愿望或许不难实现。但恰逢辽东动荡，努尔哈赤崛起，世局变幻，范文程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范文程与伯兄同赴沈阳学堂，但在第二年因家事回到抚顺。正是这一年，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断绝关系，建立了“大金”政权，辽东地区因此成为战乱的焦点。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亲自带领大军攻占抚顺，进行大规模的掳掠，几十万人口被抓走，或成为奴隶，或被安置到满洲八旗下，范文程便成了其中一位被掳的读书人。在一次即将处死他的时刻，努尔哈赤突然询问“你们会读书吗？”当得知范文程等人均为读书人时，努尔哈赤改变了态度，最终决定留下这些读书人。

一些史料认为，努尔哈赤之所以对范文程另眼相待，是因为他外貌英俊且体态魁梧，后来得知他是范仲淹的后裔，便特意对他说：“此名臣子孙，应该善待。”尽管这些说法有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都表明范文程在加入清朝后，主要是因为得到了仁主的宽容，而非单纯的背叛或投降。范文程的顺应历史潮流，既非背叛，也没有自愿投降，而是深知时势所迫，逐渐形成了他为清朝效力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有学者如礼亲王昭梿认为范文程投降满洲纯粹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直接选择投奔了努尔哈赤，未被俘的经历便变得较为简化与英雄化。然而，范文程的情况并非如表面所见那般光鲜亮丽。事实上，努尔哈赤执政初期，确实对大多数汉人官员心存敌意，范文程当时并未因此得到优待，反而在满洲的生活十分艰难，长达九年之久，他过得相当压抑。

在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继位，治国理念和治下策略都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识到，只有整合汉族官员的力量，才能增强国家的统治基础。皇太极不仅摒弃了父亲努尔哈赤对汉人的偏见，还多次选拔汉族和蒙古族的官员，根据才德录用。范文程便在这一时机崭露头角。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公开招募有才之士。在同年八月，皇太极颁布了旨令，要从各地生员中选拔有才者，并对有成就的官员给予奖励。范文程凭借其卓越的文学才能脱颖而出，成为文馆的一员。他不仅体察到当时清朝的困难局面，而且早已胸有成竹，为皇太极提供了许多深远的政治与军事策略。

在范文程的建议下，皇太极对袁崇焕采取了极具策略性的手段，通过巧妙的离间计，成功瓦解了明朝的防线。范文程的谋略展现了他超凡的政治智慧与深思熟虑的能力。面对袁崇焕的强硬态度，范文程分析了明朝将领的心理，提出以“和议”回击“和议”的妙计，将敌人的心态和心理战巧妙地利用起来，最终达成了战略目标。

范文程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谋士，他也以其非凡的眼光和胆略，亲自参与到军事行动中。在皇太极的命令下，他勇敢地带领军队突围，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惊艳的战绩。面对形势复杂的局面，范文程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战略，稳稳地站稳了自己在朝中的位置。

康熙帝对范文程的高度评价可见一斑，他不仅是清朝开国初期最为杰出的谋臣之一，也凭借自己的智慧，帮助清朝稳固了政权，为后来的大清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范文程的历史地位，尤其在他为大清建国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