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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中国历史上哪位皇帝治贪最为严厉，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几乎可以算作第二，恐怕没有哪个皇帝敢自称第一。

然而，若论我国哪个朝代的官员贪腐问题最为严重，能与大明相比的，也许只有延续了大明制度的清朝了。

朱元璋出身贫寒，内心怀着根除贪官污吏的坚定决心。可为何他不仅未能如愿彻底铲除贪腐，反倒在无意间为腐败的滋生埋下了伏笔呢？

在如今这个“穿越”文化盛行的时代，先给大家普及一条“硬核”知识：假如你想穿越到古代做官，无论去哪儿都行，但千万千万别挑大明洪武年间。

那个年代当官，不仅仅是职位难做的问题，更是心理压力的极大考验。

据有真实官场经历的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记载，洪武年间各级官府大堂的座位旁都会挂一个袋子，专门用来装60两银子以上贪官的“剥皮”刑具，目的是时刻警示官员们忌惮贪污。

这绝非某地的特殊现象，而是全国各府、州、县、卫的统一规定。

而在官府旁边都有一座“皮场庙”，庙里供奉着土地神，庙内摆放着剥皮用的工具。一旦有官员贪污达60两银子以上，就会被押到此处公开剥皮示众，尸体填满干草后挂在大堂公座旁，成为震慑众人的活教材。

这绝不是徒有其表的吓唬人，历史上的“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与“郭桓案”都与严厉治贪密切相关。保守估计，朱元璋在治贪期间，杀害的官员人数高达十万至十五万之多！

这意味着，几乎每个地方官府的大堂旁边，都足够挂上三五具被剥皮的尸体，以此震慑潜在的贪官。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身为官员，有一天没回家，妻儿带着亲朋好友去官府参观。孩子突然指着大堂旁挂着的“稻草人”好奇地问：“爸爸去哪儿了？”

这样的画面，光想想就令人心惊胆战。

而洪武年间的反贪方式，远非现代人想象中查几个贪官，打打板子了事那么简单。

朱元璋亲自制定的《大诰》规定，查到一起贪腐案件，必须层层追查，挖根到底。

如果知府贪污，且知县行贿，则必抓知县查明贿款来源；知县如供出衙役书办，则继续抓捕追查，直到查出所有涉及的农户和来源为止。

这种追查方式远远超过简单的“诛九族”，而是把见面没见面的所有官员，都一一纳入清算范围。

乍看理想，但实施起来却带来巨大问题：一起贪腐案牵连数千甚至数万官员，区域官场“全军覆没”屡见不鲜。

甚至许多官员只是管理不严、监管失职，却被连带株连，冤死无辜。

比如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举报贪污，朱元璋怒不可遏，当场将他处死，还让锦衣卫剖开其腹部，检查他到底吃了多少“昧良心”的东西。

结果发现，滕德懋肚子里只有些粗粮和野菜……

朱元璋只能长叹一声：“原来是个清官啊！”

尽管明知可能错杀无辜，朱元璋却依然坚持“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持续大规模处死官员。

据史料统计，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九年间，南方两广、两浙、江西、福建等地，几乎没有一个官员能熬过三年任期，大多刚上任不久便因涉嫌贪腐被捕。

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天不是查案杀官，官员上任时，亲朋好友非但不庆祝，反而哭成一片，仿佛吊丧一般。

朝廷的日子也难过：官员死得太快，新官员又不足，导致衙门运转困难。

对此，朱元璋大手一挥，宣布暂未处决的官员带着刑具继续上班，这种现象称为“戴死罪、徒流办事”，或“戴斩、绞、徒、流刑在职”。

别的朝代的读书人拼命争官，洪武年间的读书人却拼命想避开官场，甚至有人为逃避做官而自残，可见朱元璋的严酷手段有多令人恐惧。

洪武年间当官，除了随时可能被处死，还得准备过清贫的生活。

朱元璋出身寒微，认为为官应当是光宗耀祖之事，地位和名誉都必须得到保障，至于钱财，不应成为动机。

因此，他大幅压缩官员的俸禄，简直到了可怜的地步。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明朝以俸禄低著称，史学家甚至称“明官俸最薄”。

从秦汉起，官员俸禄按品级分发，明代具体数字如下：正一品年俸1044石，正二品732石，正三品420石……一直到正九品66石。

这个数字有多“寒酸”？

汉代一品官员丞相年俸高达万石，外加每月六万钱。

宋代一品官月俸400贯，还有职田和其他福利。

虽然时代不同，但去掉通胀影响，明代俸禄明显低于前代。

朱元璋不仅取消了自唐代以来的职田福利，还废除了官员子女的荫封特权，甚至不愿意给予退休官员任何“退休金”。

如此低的俸禄，让洪武年间的清官生活十分艰难。

比如陕西著名清官陈观，自己都难以养活妻儿，死后家人差点饿死。

吏部尚书刘菘掌握升迁权力，任职多年家中财产未增，十几年盖着一床破被子，后来被老鼠咬破才换新，布料还被改成了儿子的衣服。

弘文馆学士罗复文性格耿直，深受朱元璋器重。一次朱元璋突然私访，见罗家破败，罗本人正在修补破损的墙壁，妻子搬来不平的凳子供皇帝休息。

俸禄太低，洪武官员的贪污大多无甚价值，许多都是不起眼的小物件。

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三编》中记载的贪腐案中，有的贪赃竟是“圆领衣一件、纱巾一条、靴子两双、袜子一双、书四本”等。

说句难听的，这些东西无论是行贿还是私吞，简直寒碜得可怜。

电视剧里洪武年间的清官衣冠楚楚，精神焕发，可实际上，清官十之八九衣着破旧，脸上难见油光，生活穷苦到极点。

朱元璋对官员的严苛手段，即使资本家看了都要流泪，犹太人看了心碎，寡头财阀看了都觉得太残酷。

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大明吏治真得变好吗？

尽管朱元璋对贪官毫不留情，杀了成千上万，且不分贵贱亲疏，只要涉及贪腐就一律处死。

很多人因此以为大明必然清廉，百姓安乐，天下太平。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从洪武元年起，贪腐现象就从未间断，且程度惊人。

王公贵族亲属家奴欺压百姓，抢夺财产的案件频发，强抢民女、杀人夺产的案件更是时有发生。

刑部收钱用死囚顶罪，或收钱轻判、免罪的事例层出不穷。刑狱为国家法治根本都这样，其他部门贪腐更难防范。

印钞局私发宝钞中饱私囊，兵部以抓逃兵为名敲诈勒索，工部工程中上下其手吞没款项……

官员们花样百出，贪得无厌，甚至浙江省征收的钱粮，官员收取金额比朝廷要求高出近50%。

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知府陈宁，为逼百姓缴纳粮款，用炭火烙铁威胁，逾期交纳者直接施以烙铁酷刑。

官员与地主勾结，谎报、瞒报、转移赋税，把原本该他们缴纳的钱转嫁给普通百姓。

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的联手，使洪武年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据统计，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八年间，大明王朝爆发农民起义超过一百次，平均每年六次以上。

这种频率，不仅新朝难以承受，许多濒临崩溃的王朝也感到羞愧。

根本原因之一是贫穷。

朱元璋给官员的俸禄极低。一个县令一年工资不过90石，折合银两一个月不足5两。

这点钱勉强养家已很紧张，更别说雇佣仆人和衙门开支了。

洪武年间的清官，衣服补丁累累，整年难得吃肉，生活水平连中产阶级平民都不如。

平民都有“饥寒起盗心”，官员如此穷困，又怎会不生贪念？

第二是绝望。

洪武朝的许多贪官根本无视面子和性命，采取“破罐子破摔”式的疯狂捞钱。

他们早已知道自己无好下场，便放手一搏，尽可能多地榨取财富，享受短暂奢侈。

这导致刑场常常人头滚滚，新官未上任，旧官已上断头台。

朱元璋对此感到困惑，亲自编纂的《御制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中感叹：“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杀不尽的贪腐，越治越严重……

朱元璋本意是建立清廉廉洁的新朝代，

但事实上，他之后的大明贪腐不仅没绝迹，反而空前猖獗。

如今网络上有人喜欢做虚拟“群聊”，把不同时代的人物凑在一起。

若真有此事，明清两代读书人恐怕会被前辈们“群殴”致死，即使是贪官也忍不住踹上一脚。

朱元璋严厉的治贪手段，没有打造清廉官场，反而催生了各种“常例”“冰敬”“碳敬”等灰色收入，官场上的灰色贪腐成了公开的秘密。

压力越大，反弹越猛烈，朱元璋时代正是最佳例证。

为何会这样？归根到底就是两字：人性。

朱元璋过于强调手段与权威，忽视了人性最基本的弱点。社会活动中若忽视人性，后果必然惨烈。

虽然他编撰《大诰》，积极发动民间反贪，

但本质上仍是人治，案例处理多不符《大明律》，

皇帝自己都难以守法，却对官吏违法勃然大怒，实在令人讽刺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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