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收藏家杨翔飞近日展示的日军手写 “卢沟桥事变日志”，以铁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历史的歪曲与粉饰。这份由日军视角记录的日志，将 1937 年 7 月 7 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描述为 “不明枪击引发的冲突”，刻意回避日军蓄意挑衅、炮轰宛平城的侵略本质。然而，历史真相不容篡改 —— 从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到日本史学界的客观考证，从民间收藏家的实物证据到国际社会的共识，这场被日本右翼称为 “日中战争起点” 的事件，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谎言版本的 “冲突” 与铁证如山的侵略

杨翔飞收藏的日志中，日军将事变描述为 “演习时遭枪击”，并强调 “翌日拂晓发动攻击”。这种颠倒黑白的叙事，与日本现行教科书如出一辙。例如，东京书籍出版的初中教材《新编 新社会 历史》仍称事变是 “日中双方相互攻击”，而令和书籍的《国史教科书》更污蔑中方先开枪。然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权威记载显示，日军早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夜就以 “士兵失踪” 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后悍然炮轰县城，甚至在谈判期间发动突袭。这一过程被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的报告、吉星文团长的作战记录等多方史料反复印证，成为日军蓄意侵华的铁证。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历史学家纐缬厚直言：“卢沟桥事变是侵华日军自导自演的事件。” 这一结论得到日本国内诸多学者的支持，包括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等。他们通过分析日军作战计划、通讯记录等原始档案，发现所谓 “士兵失踪” 实为虚构，日军早在事变前就已制定进攻宛平城的详细方案。

二、民间收藏家的 “历史阻击战”

杨翔飞的收藏不仅限于日志，还包括上千册日军战地画报、十几万份档案及战犯忏悔录。这些藏品中，既有日军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现场照片，也有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的认罪书。例如，一名参与过卢沟桥事变的士兵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奉命向宛平城开炮时，中队长说‘这是为了帝国的荣耀’，但后来才知道，所谓‘荣耀’不过是侵略的遮羞布。”

这些藏品的价值在于，它们从侵略者的视角还原了战争的残酷。例如，一份 1937 年 8 月的日军画报，用整版篇幅报道 “攻克宛平城”，画面中日军士兵站在城墙上欢呼，而城下则是燃烧的民房和流离失所的百姓。这种 “胜利者” 的叙事，恰恰暴露了日军对平民的无差别攻击。杨翔飞指出：“日本右翼试图用‘自存自卫’美化侵略，但他们自己的镜头却记录下了暴行。”

三、教科书战争与历史记忆的博弈

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根源，在于右翼势力对历史教育的长期渗透。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审定标准，要求教科书 “基于国际理解与协调” 处理近代史，但实际操作中却纵容歪曲历史的内容。例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教材，将甲午战争归因于 “清国不愿失去朝鲜”，将伪满洲国描述为 “五族共和的王道乐土”，甚至称南京大屠杀 “存在争议”。这种篡改不仅误导日本下一代，更助长了右翼势力的气焰。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正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推动历史修正主义。自民党议员组成的 “教科书议联” 公开支持编撰会，而朝日啤酒、三菱重工等大企业则为其提供资金。在这种背景下，杨翔飞的收藏成为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他表示：“这些藏品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让真相永远流传。”

四、国际共识与中国学术界的坚守

面对日本右翼的挑衅，中国学术界通过扎实的研究予以回击。在 2006-2009 年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中，中方学者以大量史料证明日军侵华的侵略性质，最终迫使日方接受 “侵略” 这一定性。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更系统整理日军档案、满铁调查资料等，为国际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日本右翼的批判日益强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多次谴责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而韩国、东南亚国家也通过联合展览、学术交流等方式，共同揭露日军暴行。在这种背景下，杨翔飞的藏品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展出，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世界传递中国捍卫历史真相的决心。

结语

从卢沟桥的枪声到郑州收藏家的藏品，历史的回声从未消散。杨翔飞手中的日志，不仅是日军侵略的铁证，更是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的见证。正如他所说：“我们不需要战争，但必须了解战争。” 在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今天，正视历史、反对篡改，不仅是对先烈的告慰，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然选择。当日本右翼试图用谎言掩盖罪行时，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碎片，终将拼出完整的真相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