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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一首极具壮烈气息的绝命诗。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场人声鼎沸，熙攘的市井宛如鲁迅笔下的旧城街巷，挤满了慕名而来的百姓，他们好奇地围观着那些被朝廷判定为“乱党”的青年即将被斩首。

几个衣衫褴褛却神情坚毅的年轻人被押上刑场，带头的那人面对刽子手高高扬起的屠刀毫无惧色，他冷静地环视着眼前那些神色麻木、似乎已被压抑多年愚昧的民众，随后留下了那首慷慨激昂的绝笔诗，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

这就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而带头的正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谭嗣同。

新政失败后，谭嗣同原本有无数逃生的机会，但他坚决选择留下来，面对腐朽顽固的旧政权，用自己的热血唤醒沉睡的民族。他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最为人熟知的英雄之一，而这正是大多数人对他的普遍理解。

然而，这种理解却并不全面，也不尽正确。正如他那慷慨赴死的豪情，谭嗣同其实依然受限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比如，最常被提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死得值不值得？

许多人认为不值得，但从他死后一百年中国历史的走向来看，事实却让这问题变得复杂。

在维新运动期间，谭嗣同曾提出一个极为激进的建议，后来被光绪帝拒绝。如果当时采纳，可能会使中国失去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那么，谭嗣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在那个新旧思想剧烈碰撞的时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又是如何？

谭嗣同出生于1865年，也就是清同治四年，地点是京城北京。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父亲谭继洵是清朝高官，后来担任湖北巡抚，官职显赫。

因此，谭嗣同从小的成长环境相当优越，不仅物质条件丰厚，而且自幼便随名师求学。然而，他天性自由奔放，对封建礼教深感反感，尤其痛恨八股文和“三纲五常”等陈旧的儒家教条。

年轻的谭嗣同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作为一个富裕官宦子弟，他喜欢游历四方，探访名师好友，纵情山水之间。尽管他博学多才、出身高贵，却乐于结交绿林义士，钦佩他们那种刚正不阿、扶弱锄强的正义精神。

虽然父亲要求他考取功名，他也参加了六次科举考试，但因对八股文极度反感，六次均未中举。

这样的生活持续多年，谭嗣同的学识逐渐丰富，不仅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接触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数学和地理知识。

他可以说是个潇洒自由、未被尘世纷扰困扰的书生，虽然关注时局变化，但从未真正涉足政治。

早年，他甚至对清政府抱有一定支持，认为现有制度虽有不足，但只需引进西方先进经验加以改革即可。

然而，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谭嗣同的思想轨迹，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那年，日本派兵朝鲜，清政府派军队支援，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北洋舰队。尽管实力对比上中国占优，但陆军屡战失利，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败局已定。

接着，清政府签订了极其耻辱的《马关条约》，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赔款两亿两白银，开放通商口岸，令古老的中华民族蒙受前所未有的屈辱。

谭嗣同震怒至极，彻底失望，作为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人，这场战争和条约几乎摧毁了他的信念。短时间内，他从清政府的支持者转变为其坚定反对者。

“天下大局劈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这是他得知噩耗后发出的痛心呼声。

自此之后，谭嗣同开始大力推动新学，呼吁变法，创办学堂，写文章，办报纸，逐渐走上激进的改革道路，主张彻底推翻旧制度。

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已达极点，谭嗣同的思想转变反映了民族觉醒的浪潮。过去国人自视为天朝上国，对外界轻视，但甲午战败震醒了所有人，日本这样一个岛国竟然屡次挫败大国中国，危机感陡然上升。

当谭嗣同在故乡大力推行新学时，北京也被一股变法风暴席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公车上书”，虽最终失败，却极大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维新运动。

次年，谭嗣同离开湖南老家，回到北京，带着满腔救国热忱，开始与康有为、梁启超、翁同龢等维新派核心人物紧密合作，逐步进入政治圈，获得江苏候补知府职位。

等待官职之余，他完成了传世之作《仁学》，这本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文献。

但书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出他被仇恨蒙蔽双眼的局限，他对清政府和列强的仇恨让他失去了冷静，显得更像是激进的复仇者而非理性的改革者。

比如他在书中称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为“异族”，号召汉族团结，几乎否定传统文化自信，极力推崇西方制度，主张“尽变西法”。

在光绪帝暗中支持下，维新派迅速占据政治高地，这些年轻人激情澎湃，积极谋划改革。

谭嗣同也成为光绪皇帝极为信任的人物，因翰林徐致靖推荐而被召入京，面对皇帝高谈阔论，很快赢得其赏识，被授予四品军机章京，主管变法事务。

此时，他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奏折，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建议。其实，这一想法早在多年以前就曾写信告诉过老师欧阳中鹄：

“苟尽易以贤才矣，又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摘自《新编戊戌六君子集·谭嗣同集·兴算学议·致欧阳瓣姜师》

换言之，谭嗣同主张将新疆、西藏两大边疆割让给俄罗斯和英国，以换取偿还巨额国债的银两，支持变法。

他甚至提议若不够，还可以出售外蒙古、青海、东北等地，认为这些“无用之地”难以守护，不如变现以解国家燃眉之急。

如今看来，这样的主张荒唐至极，但当时却有不少人支持，包括康有为也未明确反对。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维新派成员多为三四十岁的年轻人，热血沸腾，思想激进，急于救国；二是许多汉族人根本不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视为真正的“国土”，认为那是荒凉难守的地方，守护成本巨大且危险重重；三是清政府贫穷羸弱，负债累累，资金紧缺，统治者还挥霍无度，如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竟耗费一千多万两白银，维新派推行新政急需资金支持。

基于这些，1898年谭嗣同再次向光绪提出此建议，但光绪最终否决了，毕竟他希望借变法打破慈禧太后的束缚，振兴国家，但绝不可能牺牲祖宗遗产。

客观说来，谭嗣同的提案过于激进且片面，他“反满”情绪浓厚，虽表面保皇，实则渴望推翻清政权，将国家的积弱归咎于满族统治。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正式启动，维新派士气高昂，却未意识到已经触碰了慈禧太后及保守派的底线。

谭嗣同等人愚昧地向北洋军阀袁世凯求援，殊不知袁世凯已将他们的计划上报慈禧。不到百日，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全面镇压维新派。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林旭、杨深秀、刘光第等人被捕，而谭嗣同虽未被立刻通缉，却坚持留下，多次试图救出被软禁的光绪皇帝。

屡败之后，他彻底绝望，决意以生命做最后抗争。

同年9月，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四日后，他与另外五位同伴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场被公开斩首。他临终前写下那句荡气回肠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赴死。

“性格决定命运”，谭嗣同无疑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解。

从少年游学，到青年立志报国，再到积极投身维新，最终壮烈牺牲，他一路奔波几乎没有停歇。和许多维新派人士一样，他过于急切，缺乏充足准备。

站在后人角度看，戊戌变法几乎注定失败，谭嗣同也因此成为悲壮的历史人物。

他仍受限于时代局限，诸如提出卖边疆土地等方案，在多个方面显得幼稚和不成熟。

但后人并非因为他的成功而赞美他，正如没人质疑牺牲于战场的士兵一样，因为他本可以选择置身事外，却毅然以生命唤醒国人。

作为纯粹的思想家，他不及后来的老乡那样拥有改变国家的实际力量，但在民族存亡关头，他尽力而为，直至献出生命。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谭嗣同——拼尽全力唤醒国民沉睡的意志，激进变法虽败于强敌，他依旧深爱祖国，宁愿以死证明心志。

他的父亲，时任湖北巡抚的谭继洵，在儿子因变法被害后，默默书写了一副挽联：

“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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