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冬,范阳城骤然擂响战鼓,安禄山十五万铁骑如决堤洪水冲向长安。繁华盛唐仿佛一夜之间坠入深渊,歌舞升平的盛世帷幕被撕开,暴露出内部早已滋长的致命裂痕。
制度崩坏:藩镇割据埋下祸种
唐初府兵制崩解后,帝国边防只得倚重募兵而成的边镇将士。玄宗时,为御外敌,节度使权力急速膨胀,集军权、财权、行政权于一身,如同手握利刃的封疆大吏。安禄山一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控大唐东北命脉,统兵近二十万,比中央禁军多出数倍——这柄利刃,已悄然悬在了帝国命脉之上。
帝王失察:盛世迷梦中的懈怠
开元盛世铸就了玄宗李隆基的辉煌巅峰,却也悄然麻痹了他曾经的锐气。晚年的玄宗深陷于杨贵妃的温柔乡,沉溺于梨园歌舞的迷醉中,将朝政大事轻率托付给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对安禄山“狼顾相”的屡次警醒置若罔闻,玄宗亲手为野心家解除了监督的枷锁,使安禄山得以在河北诸镇从容布局,积蓄力量。
权争倾轧:朝廷与边将的致命裂痕
李林甫为巩固相位,主张启用“忠勇无党”的胡人蕃将,安禄山因此扶摇直上。李林甫离世后,继任宰相杨国忠才能平庸却独断专行,与安禄山水火不容。杨国忠屡次进言安禄山必反,甚至以激烈手段试图剪除其羽翼。这种猜忌与逼迫如不断收紧的绳索,将安禄山推至无路可退的悬崖,最终促使他孤注一掷,提前发动叛乱。
当长安城沉醉于荔枝马蹄声时,帝国的根基已在制度崩坏、帝王怠惰与权臣倾轧的三重夹击下悄然朽坏。安史之乱非一时之变,乃是盛世华袍下慢性溃烂的必然爆发。
这场浩劫的余音千年未绝,它昭示着一个永恒真理: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远方的烽火,而是内部肌体无声的衰变与溃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