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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大明王朝最终是在满清军队和农民起义军的双重夹击下逐渐走向瓦解崩溃的。那么，究竟为什么明末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军是怎样同明朝政权进行抗争的？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讲述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背景与发展历程，特别聚焦起义初期的具体经过。

（一）

明末农民起义的火种最早在陕西点燃，陕西的农民成为了这场起义的主力军。

陕西本身经济不发达，天启年间末期，这里遭遇了连年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百姓陷入极度贫困，饿殍遍野，哀嚎声四起。按理说，在这种灾荒时节，朝廷应当下令免除赋税，并且施行赈灾救济。然而，由于官僚体制臃肿冗长，免税的政令迟迟未能顺利执行。地方官员却依然冷酷无情地征收赋税，甚至包括名为“辽饷”的额外税款，这让原本陷入困境的农民雪上加霜。无奈之下，许多农民陷入了绝境，只能铤而走险，选择反抗。

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大片土地成了焦土，民众苦不堪言。县令张斗耀仍然疯狂催税，对那些缴不起税的百姓动辄施以毒刑，许多无辜百姓被鞭打致死。终于，忍无可忍的老百姓选择了反抗。

那年二月，一名叫王二的农民，聚集了数百名走投无路的穷苦人家，躲进了附近的山林。他们用墨汁将脸涂黑，表示决心与官府对抗。王二激动地对众人说：“谁敢跟我去杀那个压迫我们的张知县？”人们齐声高喊：“我敢！”随后，王二带领众人冲入县城，直闯县衙，一刀斩杀了这位残暴知县张斗耀。此后，起义军再次退回山林，正式成为了“落草为寇”的农民武装。

王二的起义如同一颗火星落入干燥的林地，瞬间点燃了三秦大地。紧接着，王嘉胤、高迎祥、点灯子、不沾泥、神一元等起义领袖在陕西各地纷纷揭竿而起，率领群众攻打官府，抢粮夺旗，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省的农民武装斗争。

崇祯二年，清军首次进入关塞，崇祯皇帝仓促调集各地军队勤王。陕西边军奉命南下支援京师，但由于朝廷组织混乱，军队多日连饭都吃不上，且饷银迟迟未发，士兵们愤怒不已，爆发了兵变。

叛变的士兵们逃回家乡，也因惧怕官府抓捕，不得不与农民起义军合流。这些经过正规训练的士兵增强了起义军的战斗力，使得起义规模迅速扩大。

到了崇祯三年，陕西的农民起义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开始严重威胁明朝的统治根基。

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面对愈演愈烈的起义局面，深感力不从心。他意识到，单靠武力镇压无法根除这场社会危机，遂提出以“安抚”为主的策略。他多次奏请朝廷，主张招安起义军并实施经济扶持，让农民重新安居乐业。

崇祯皇帝批准了杨鹤的建议，杨鹤开始大力推行招抚政策。起义农民原本是被逼无奈才造反，如今有了活路，许多人愿意归顺朝廷，重新做人。于是，起义军纷纷接受招安，陕西局势一度趋于缓和，起义浪潮似乎得到了遏制。

（二）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被招安的农民回到家乡后，依旧面临饥饿与贫困的困境。他们缺衣少食，生计难以为继。崇祯皇帝勉强拨出了十万两银子救济灾民，但这对于成千上万的灾民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缓解民间疾苦。

结果，许多接受招安的农民不得不再次举兵反抗，重新走上造反道路。杨鹤的招抚方案最终宣告失败，他本人也被撤职查办。

崇祯四年，皇帝下令改变政策，以“剿灭”为主，决心用残酷的镇压和屠杀扑灭农民的反抗火焰。

崇祯改派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是位善用兵法的将领，面对训练不足、纪律松散的起义军，他屡次用兵如神，使起义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六年，据官方统计，洪承畴“斩贼”三万六千六百余人，几乎将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彻底消灭。著名的起义领袖如王嘉胤、点灯子（赵胜）皆死于其刀下。

然而，王自用（号称紫金梁）与“闯王”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相继进入山西，掀起了更为猛烈的反抗。起义军一度形成“三十六营”联军，二十余万大军推举紫金梁为盟主，势力迅速在山西扎根。

崇祯皇帝无奈，只能调集兵力赴山西镇压。尽管很多人建议让洪承畴主管山西事务，皇帝因忌惮洪承畴权势，最终派遣亲信太监杨进朝、卢九德监督作战。

在官军的步步紧逼下，崇祯六年，起义军盟主王自用阵亡，高迎祥被推举为新盟主。

当年十一月，明军以压倒性优势将农民起义军逼至晋南豫北地区。面前是险峻的黄河天险，粮草断绝，四面楚歌，起义军决定使诈。十一月十九日，起义军首领张妙手、贺双全等人前往河南彰德，向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及总兵王朴表示愿意投降。

两位太监缺乏军事识见，轻信了这一投降消息，下令停止攻势。义军趁机休整、采购物资，同时继续假意谈判，麻痹官军。十一月二十四日，黄河忽然冰封，起义军借冰面迅速渡河，一举冲破包围，逃入河南腹地。

（三）

进入河南后，农民起义军分成两路。一队向西直扑陕西西安，洪承畴率军迎击，但起义军巧妙佯攻后转向南下四川。

另一支由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主力军南下，经宛洛，一路杀到襄阳、郧阳，进入鄂西北山区。

此时，崇祯依然不肯启用洪承畴，反而任命陈奇瑜为陕西、山西、四川、湖广、河南五省总督，统一指挥剿贼大业。

起义军在陕南、川北、鄂西北的山区游击，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但粮食供应极为紧张，活动受限。

崇祯七年春，主力部队误入陕南安康附近的车厢峡。峡谷两岸高耸，只有一条狭窄通路。陈奇瑜率明军封锁出口，将起义军围困其中。此时连日大雨，雨水浸湿弓弦，粮草断绝，义军陷入绝境。

起义军再次使诈，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