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庸健同志一生承载着国家重托，他不畏强权，致力于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积极投身于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为争取朝鲜的自主与和平统一，贡献了自己的毕生心血。”

这是1976年9月，朝鲜的崔庸健元帅去世后，中国政府所致的悼唁电。

看到这段文字，或许有些人会疑惑：一位外国元帅的去世，难道真有必要如此高规格地表达哀悼并特意发去唁电吗？

对此，我想澄清一下：崔庸健不仅是朝鲜的元帅，更是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军事将领。在他的一生中，他曾与中国的战士并肩作战，共同反抗外来侵略。

崔庸健于1900年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的一个贫苦农家，出生仅比开国大将徐海东小三天。直到1976年9月去世，长达76年的人生里，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

尤其是崔庸健的前二十年，生活在战乱不断、国家四分五裂、民众被压迫的时代。4岁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为了夺取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将朝鲜推向了战争的前沿；而到了崔庸健10岁时，日本与朝鲜亲日的封建势力签订了《韩日合并条约》，朝鲜半岛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年幼的崔庸健就这样，在腐败的朝鲜封建统治者的带领下，沦为亡国奴。然而，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他并不甘心成为日本的附庸，而是积极投身于争取朝鲜民族独立的运动中。甚至因参与反日活动而被逮捕。

身处困境，孤立无援，感到自己单打独斗无法赶走侵略者的崔庸健，逐渐意识到，如果想要实现民族解放，仅凭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时他想到了中国。

首先，中国也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二者有着相似的命运；其次，1919年，中国爆发了气吞万里如虹的五四运动，深刻展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与勇气；再者，20世纪20年代，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悄然成立，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抵抗外敌提供了坚定的力量。

基于这三点，崔庸健深感中国革命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行，且有组织、有信心与外敌作斗争，因此他决心前往中国，参与革命，学习如何进行革命斗争，并为朝鲜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于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崔庸健与一批朝鲜爱国青年踏上了流亡之路，开始了为期23年的中国生涯。

不过，尽管是流亡，崔庸健在中国的革命历程却十分卓越，他的奋斗和成长，与许多中国开国元勋几乎相同。

首先，崔庸健学到了革命军事理论。他在中国的第一件事便是投身于军事学习，先后在上海南华大学、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等地深造，甚至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官，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革命斗争与军事指挥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崔庸健加入了马列主义政党。在黄埔军校期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学员在周恩来的提携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崔庸健于26岁时成为中共党员，成为朝鲜籍中共党员之一，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甚至早于彭德怀、贺龙等元帅。

第三，崔庸健亲历了多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向了武装斗争，发起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崔庸健作为黄埔军校的特务营二连连长，参与了广州起义，亲眼目睹了武装起义的复杂性和艰难度。

第四，崔庸健经历了革命战斗的洗礼。自他来到中国后，他先后参加了两场重要的战争。1926年，作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他随军参加了北伐战争；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则作为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员，率领部队参与东北抗战，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军长、第2路军总参谋长等职，立下了赫赫战功。

如果不看他的国籍，崔庸健的革命生涯几乎与中国的开国将领们毫无差别。但正是这23年的中国历练，塑造了他后来的革命成就，为他回国后担任重要职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崔庸健回到朝鲜，开始了他在祖国的第三段人生，也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

首先，崔庸健是朝鲜人民军的首任总司令。朝鲜建国仅7个月后，人民军就已成立，金日成选择了崔庸健作为朝鲜人民军的第一任总司令，领导百万大军抗击侵略者。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崔庸健成为金日成的重要副手，全力辅佐金日成指挥朝鲜军队与“联合国军”作战。

其次，崔庸健是朝鲜唯一的共和国次帅。朝鲜的军衔体系复杂，其中共和国次帅衔只有崔庸健一人拥有，专门为他设立，足见其在朝鲜建国初期的崇高地位。1953年，朝鲜为纪念人民军成立五周年，特别授予金日成共和国元帅衔，崔庸健则荣获共和国次帅衔，成为朝鲜唯一的共和国次帅。

最后，崔庸健是朝鲜第一位共和国副主席。1972年，朝鲜修改宪法设立了国家主席职位，由金日成担任第一任国家主席，并提名崔庸健为第一任国家副主席，成为朝鲜的第二号人物。此后，朝鲜的国家主席职位于1998年废除，但崔庸健的地位一直高居不下。

崔庸健在担任国家副主席后，因年老体弱，最终在1976年9月19日因病去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