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中的孝文本纪的最后，司马迁是这样评价汉文帝的，“孔子说，一定要经过三十年，然后仁政才能成功。一个品德好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刑杀。这话说的真是正确啊，从汉朝建立到汉文帝四十多年，德业兴盛到了极点。渐渐的向修改历法、确定服色、举行封禅这一目标接近了，可是由于谦让，至今没有完成，这难道不是仁德吗？”

短短的几句话，司马迁对文帝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通过感慨开创盛世的艰难，肯定了汉文帝在文景之治的时代中作出的巨大贡献。或许是因为司马迁本人遭受了肉刑，所以他特别强调了汉文帝在废除肉刑与连坐等法律方面的仁德。司马迁或许也认为汉文帝更有资格进行更化改制和封禅泰山，不过因为谦让而没有这么做。

对比一下文、景、武三位皇帝的本纪，就可以知晓司马迁对于汉文帝的评价有多高。因为李陵事件，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整体较低完全在情理之中，然而文景时代的另一位主人公在司马迁的笔下，评价也是相当一般，除了一些必要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安排被记录之外，几乎没有记载任何更多有关汉景帝的历史，篇幅之少甚至还不如一些世家和列传。当然，也不排除司马迁所写的内容得不到汉武帝的承认，被迫进行了删减的可能。至于汉武帝的本纪，或许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功绩就是对匈战争，然而司马迁几乎只字未提，而汉武帝求仙问道，追求长生不老，以及封禅泰山的历史却详细记录。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可以说除了尧舜禹汤这些上古时期的圣王之外，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评价几乎是最高的一位。然而汉文帝既不是开国之君，也不算中兴之主，执政时间也不是很长，他甚至连即位都充满意外和争议。司马迁为何对这位君王高度赞扬呢？一方面可能是司马迁想要借古讽今，抬高文帝，贬低景帝和武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汉文帝的政治生涯可圈可点之处很多，确实堪称千古圣君。

在汉文帝执政的20多年中，他很好的延续了高帝以来“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内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的发展，对外通过和亲政策尽可能保持与匈奴的和平局面，不轻易的挑起战争。汉文帝的一生也都十分节俭，这在他的遗诏中就得到充分的体现，他提出要薄葬不要厚葬，不要过度操办丧事，为此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日期要求，全国哀悼三天，完事后该怎么喝酒吃肉，该怎么嫁娶娱乐都恢复正常。可以看出汉文帝毕生的执政理念就是发展经济，勤俭节约，尽量减少对百姓的干扰。在他的治理下，大汉朝彻底扭转了秦末以来民生凋敝的状况，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也为汉武帝时期的各项变革奠定了基础。

从恢复民生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汉文帝取得的成绩确实要远超众多的封建君王，至少远胜他的宝贝儿子和孙子。然而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使命，汉文帝的使命就是发展经济，恢复民力，为后世之君积攒实力。他本人未必不想成为大有为之君，但是如果汉文帝像汉武帝那样对内加强管控，对外发动全面战争，或许大汉朝就灭亡了。而汉景帝也基本上延续了汉文帝的道路，只是因为执政时间相对较短，所以很多想做的事情已经来不及实施了，但汉景帝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全面削弱了诸侯王国，这就为武帝时代政策的全面转变打下了基础。而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两朝的巨大遗产，想做出一些功绩就是水到渠成了。

文人体恤百姓的疾苦，所以厌恶战争是可以理解的，史官有自己的历史观也很正常，毕竟汉武帝执政后期的很多政策严重影响了百姓。如果说他执政前期的对匈战争是自卫与反击，是正义性的战争。那么后期对匈奴以及西域的一些用兵，称之为穷兵黩武是毫不为过的。大汉王朝在他的折腾下，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是事实。然而尽管如此，汉武帝在晚年颁布罪己诏，也是难能可贵的，知错改错的君王很少，承认错误的君王就更少了，汉武帝就是其中一位，与此同时，他为大汉朝选定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也是合格的，从这一点看，汉武帝也是伟大的。文、景、武三位皇帝，在各自的时代，也都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他们都是伟大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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