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临终时的遗言，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与牺牲精神：“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这句话展示了他对祖先的愧疚以及对百姓的深切关怀。即便国家已然破败，百姓的安危依旧是他心头的牵挂。崇祯皇帝以死守城的决心，体现了他为国捐躯的忠诚，甚至在大明即将灭亡的时刻，他仍旧未忘那些为民生计的平民百姓。这份舍生忘死的忠诚，虽显悲壮，但也充满了帝王的孤独和无奈。

这句话在我看来，发自崇祯皇帝内心的真实感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悲。” 作为一位帝王，他本可以逃脱，但他并未选择逃避，而是选择了迎接死亡。他心中清楚地知道，逃避无法挽回局面，既然已经无法挽救国家，他也只能以死示忠，给历史留下一个忠诚而悲壮的背影。这种勇气，实在是难能可贵，也让人不禁为他深感惋惜。

然而，大明的灭亡，绝非崇祯一人的责任。崇祯在位十七年，虽然他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正如后人所言，帝国的衰败绝非一日之功。大明的失败，恰恰是前期种种决策的累积结果。尤其是在最后的几年，决策的失误频频出现，李自成的崛起和迅速攻势，显示了朝廷的应对迟缓和决策的困境。

李自成，这位“敬业”的青年，似乎从未想过放慢脚步。1644年，农历新年，李自成没有时间休息庆祝新年，而是迫不及待地在西安称帝，定国号“大顺”。从那时起，他便带领大顺军直奔京畿而来。行军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仅用了两天时间，先锋部队便已抵达山西，气势如虹。面对这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崇祯皇帝在京城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根本没办法度过这个新年。

北京的正月天寒风凛冽，然而朝堂上，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崇祯在焦急的情况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的唯一议题便是：如何阻止大顺军的进攻。尽管朝堂上大臣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朝廷出征、平定李自成，但崇祯皇帝心里明白，若他们真有能力，恐怕大明江山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因此，他决定等待一位值得信赖的重臣——李建泰的到来。

李建泰不仅是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还是山西的巨富，正因如此，崇祯认为，他必定能在此时以家乡的利益为重，奋力出征。果然，李建泰没有辜负期待，主动请命，誓言为国捐躯，保卫山西和大明的命运。正月二十六日，崇祯皇帝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赠送象征皇权的尚方宝剑，并配以1500名大内高手随行。

然而，李建泰并非忠诚的侠士，他的请求其实是出于保卫家乡财产的考量。李建泰想借机招募士卒，反抗李自成的进攻。当李建泰带领队伍出发时，原本以为前途一片光明，但消息传来，山西曲沃已经沦陷，这无疑是对李建泰的一次沉重打击。在前行的过程中，李建泰的士气开始动摇，涿州的守将甚至拒绝让他进入城池，担心李建泰会抢夺粮草和兵员。

最终，李建泰未能及时恢复士气，无法为朝廷作出有效反击，而大明的状况更加严峻。李自成的进攻越来越快，河北的真定县迅速沦陷，李建泰的无力感和沮丧感也逐渐蔓延。兵部尚书张缙彦竟然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甚至不能派出侦察兵，暴露出朝廷的虚弱和无能。大明已经到了极度贫困的地步，甚至连基本的军费都难以负担。

在这种极度危机的情况下，崇祯转向了威望极高的周奎，希望他能带头为国家捐献资金。然而，周奎的态度令人震惊，他坚称自己家中贫困，甚至不愿为国家捐款。无奈之下，周皇后只得用自己私下的首饰来换取银两，最终周奎捐款的数额与他实际所得之间差距巨大，最终，他的财富被李自成洗劫一空，成为历史的笑柄。

随着李自成逼近京城，朝廷内部的局势已经彻底崩溃。许多人意识到守城已经毫无希望，纷纷开始策划南迁，这曾是多个王朝在危机时的生存之道。李明睿提出的南迁计划，虽然得到了崇祯的初步认同，但在首辅陈演的反对下，这一计划未能实施。更为讽刺的是，陈演在李自成攻城后迅速投降，成为历史上最典型的墙头草，令人唾弃。

到了崇祯皇帝最后的时刻，他明白自己已经无法逃脱大明的命运。即便如此，他依旧未曾屈服，依旧选择死守京城，不愿让百姓再受一丝伤害。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在李自成的铁蹄下无力回天，最终，崇祯在煤山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标志着大明的彻底灭亡。

如果说崇祯皇帝能选择适时逃离，或许大明仍有一线生机。尽管当时的南迁计划可能为国家争取到一些时间，但因种种内部的阻力和盲目坚持，最终所有努力都未能改变历史的走向。大丈夫能屈能伸，而崇祯的悲剧，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去转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