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北方社会宛如平民的炼狱，几乎所有的北方政权都以掠夺百姓为生，其中以北魏与后赵为最为典型的代表。后赵政权尤为残暴，虽然它存在仅仅23年，但在这一短短的时间内，竟发生了23次大规模的人口掠夺，几乎是每年一次。被掠夺的总人数高达310万，平均每次抢走10多万人，占据了十六国所有抢掠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北魏虽然同样进行人口掠夺，但与后赵相比，掠夺人数要少得多，总数为136万。然而，尽管两者的抢掠行为同样严重，北魏却没有后赵那么被人诟病，原因就在于后赵所掠夺的大部分是汉人，而北魏的掠夺目标则更加广泛，包括草原上的各类民族以及汉化的胡人。

后赵的创立者石勒，曾一度被西晋政府捕获并沦为奴隶。然而，这位曾受尽屈辱的西晋奴隶，在获得自由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后，却彻底颠覆了西晋时期的旧秩序，成为了十六国时期最为残忍的抢掠者。后赵的核心地盘是冀州，西晋末年冀州拥有31万6000户人口，而后赵将这片土地上大部分人口都掠走，尤其是在襄国一带，人口被抢夺一空，甚至连与冀州分出的司州，也被后赵掠夺了十万户以上的百姓。在这种大规模的抢掠下，冀州的人口数竟然翻倍增长，成为后赵的粮食和劳动力来源。

后赵对于所掠夺的汉人和胡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汉人被视为“人肉庄稼”，他们必须为后赵提供粮食、手工艺品，甚至成为寺庙的劳工。后赵的和尚们在抢夺来的汉人面前，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们的劳动。即便是一些身居高位的汉人官员，到了襄国后也没有什么保障，任何时候都可能遭遇到后赵国人的抢劫，甚至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也难以保全。汉人们的房屋被推平，妻儿常常遭遇暴虐，他们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日复一日地感受着被侮辱和威胁的恐惧，心中的怒火积聚成山，随时可能爆发。而唯一能获得一定尊重的，往往是那些为后赵效力的武力强者及其家属，这种尊重无非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武力，而并非出自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

相比之下，后赵的胡人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羯人，作为五胡之一，在其他政权中常常处于被鄙视的位置，甚至被认为是“五胡”中的小部落。然而，在后赵政权的眼中，羯人却被极力推崇，并且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与尊重。后赵通过与胡人结盟，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国人”，将他们纳入了自己的治权范围。这种对待胡人的特殊政策，使得后赵成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政权。在汉人的眼中，后赵首都襄国宛如一个巨大的集中营，而后赵则被视为禽兽般的政权，甚至汉人之间对于复仇的决心几乎达到了极点。

而与后赵相比，北魏的抢掠行为显得要“温和”许多。尽管北魏同样进行人口掠夺，但它的目标更为广泛，掠夺的对象包括了草原上的多个民族，如库莫奚、高车、丁令等，直到后期才逐渐扩展至匈奴和慕容鲜卑人。北魏的骑兵在掠夺过程中表现得十分高效，柔然汗国的建立者社仑曾一度被北魏骑兵俘虏，沦为奴隶。而在其他地区，北魏也经常掳走大量的高车人，甚至有时一次掠夺可达15万之众。除了草原民族，北魏也曾掠夺过农业民族，如辽东的汉人和高句丽民众，甚至在与刘宋的战争中，北魏也曾将十几万汉人俘虏并充作奴婢。总体来说，北魏的掠夺对象主要是胡人，这些胡人要么充作劳工，要么成为战争中的炮灰。

北魏对汉人的态度则相对较为宽容。尽管北魏也有掠夺汉人的行为，但其规模远远不如后赵那样大，而且北魏在处理俘虏时，甚至能够给予一些特殊待遇。例如，北魏的拓跋焘曾俘虏过刘宋的将领毛修之，这位将领虽然出身官三代，但因擅长南方菜肴，凭借精湛的厨艺得以获得北魏帝国的提拔，甚至被封为南郡公，担任太官尚书。这种经历在后赵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总体而言，尽管北魏与后赵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掠，但北魏相对宽松的政策，使得其在汉人心中拥有较为正面的形象，而后赵的极端残酷和对待汉人的压迫，使得它的统治被普遍视为暴虐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