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6月,清朝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做出了一个颇为激烈的决定,宣告与八国联军开战。她期望通过这一举动,借助战争来振奋国民的士气,恢复清朝的尊严。然而,背后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她希望借此战事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挽救濒临崩溃的政权。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宣战举措并未获得地方的支持。东南地区的督抚因担忧战事的风险,纷纷选择“互保”,避免卷入这场战争。东南一带既富裕又军事力量雄厚,选择了在战乱中保持中立,甚至连一向狡猾的袁世凯也避而不见,他带领的新军根本不见踪影。没有足够的支持,清朝仅凭义和团的盲目勇气,却缺乏正规军的支撑,最终无力抵抗。
局势快速恶化,短短时间内,八国联军已占领了北京城。眼看形势岌岌可危,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以及部分随行人员匆忙逃离北京,谎称这是为了进行“北狩”。与此同时,北京沦陷也给中国带来了又一次屈辱的历史一章。在这场失败面前,清政府只得选择通过谈判来解决,最终迫于压力答应赔偿巨额款项。
至于那笔让人痛心的赔偿款,常见的说法是:八国联军要求清朝赔偿4.5亿两白银,按照“人均一两白银”的标准,仿佛是对中国民众的深深羞辱。但这个说法太过简化了事实,事实上,这笔赔偿不仅仅是八个侵略国提出的,事实上还有更多国家也参与了这场屈辱的索赔。
除了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匈八个主要国家外,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等六个国家也提出了赔偿要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国家声称,他们在战争中也遭受了损失,包括人员和财产的损害,因此也应享有赔偿权。
而清政府在京城的留守人员,如荣禄和徐桐等,面对重重压力,他们难以做出有效的反抗。在这危急时刻,他们只能接受外界的压力,默许这些国家的赔偿要求。由此,最终形成了包括14个国家在内的赔偿集团。
至于赔偿的谈判,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谈判,而是多国的代表分别与清政府进行磋商。长期与清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英国与法国,因对大清的情况有深入了解,早早就商定了赔款的基本框架。英法两国认为,赔款总额应维持在清政府可承受范围内,避免赔偿过重导致清朝政权的崩溃,进而引发更大的动荡。
然而,德国与俄国则表示不同的立场。德国的胃口很大,原因在于八国联军的总指挥是德国人瓦德西元帅,德国虽然出兵不多,但却在指挥权上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德国当时正处于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时期,行事极为强硬。至于沙皇俄国,他们的经济极度贫困,急需补充财政,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赔偿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对于这两国的强硬立场,其他国家的代表纷纷表示不满。日本虽有过《马关条约》赔款经验,但因清朝已知家底,便选择紧跟英法的步伐,主张赔款应适度。
到了1901年1月,美国国务卿海伊通过电报向驻华公使康格传达了美国的立场,要求尽量减少赔偿数额。美国建议,首先应尽力通过谈判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总额,其次,应尽可能采取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并确保赔款不会超过1.5亿美元。美国的这一立场,并非完全出于善意,背后更多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其“门户开放”政策,从而破除列强在华的利益垄断,进一步扩展其市场份额。
然而,美国的建议并未获得其他列强的支持。于是,各国的代表围绕赔偿数额、支付方式、赔款期限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正是这时,长期在中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凭借自己对清朝的深刻了解,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赫德分析认为,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堪忧,完全依赖一次性赔款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选择分期支付。同时,他指出,清政府虽然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但可以通过提高税率来筹集资金。赫德建议,清政府每年增加的税款不应超过两千万两白银,而通过39年分期偿还的方式来支付赔偿款项。
赫德的建议最终获得了其他列强的接受。他提出的赔款总额为4.5亿两白银,但这只是本金,连同利息,总数接近9.8亿两白银。根据赫德的计算,这样的赔款数额不会对清政府的财政造成致命打击,且能满足列强的要求。
为了保持自己在政权中的位置,慈禧太后在谈判中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些苛刻条件,最终签署了《辛丑条约》。这一条约不仅意味着清政府同意赔偿9.8亿两白银,还承认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在民间,由于4.5亿两的数字非常接近,每人一两白银的说法因此广泛传播,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屈辱的象征。
然而,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赔偿并未完全履行,首先是因为时间跨度过长,其次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许多国家选择退还了部分赔款。最终,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所有不平等条约才得以彻底废除。
新中国在临时宪法中明确声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将被彻底取消,并且所有与外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都将被审查并加以废除。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曾经屈辱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新中国的成立,让曾经的列强纷纷撤离,让中国迎来了真正的复兴。
如今,面对所谓的新“八国联军”,中国再也不曾畏惧。时代早已变了,曾经的“老佛爷”已成历史,新时代的中国,正以自信和坚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