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三藩之乱的硝烟才刚刚散去，历时八年的叛乱终于平息。此时，明珠立即向康熙帝上奏，直指靖南王耿精忠，指责他恩将仇报，图谋反叛，罪行堪比尚之信。康熙帝接到奏折后，立即下令，要求将耿精忠及其亲信——白显忠、徐文耀、王世瑜等人一律凌迟处死。

至此，三藩之乱的三位藩王，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全部落得了悲惨的结局，而耿精忠更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纪录，成为清朝唯一一位被凌迟处死的藩王。凌迟，这一极为残酷的刑罚，常常让人毛骨悚然——犯人被慢慢剐除皮肉，以极其痛苦的方式致命。耿精忠虽然是王爷，而且娶了康熙帝的堂姐，算得上是皇亲国戚，但在康熙帝眼里，却没有任何一丝怜悯，甚至连尸体的完整都未曾保留。

说起来，这一切似乎不完全是康熙帝的残忍，而更多的是耿精忠自找的死路。耿精忠之所以能成为三藩之一，还要追溯到他爷爷耿仲明的历史。毛文龙在驻守皮岛时，收养了许多养子和养孙，其中就包括了耿仲明、尚可喜和孔有德这三位未来的叛国者。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将毛文龙杀害，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许多人选择逃亡，其中耿仲明和孔有德投奔了山东巡抚孙元化，但由于与总兵黄龙的关系不合，再加上局势混乱，两人最终背叛了明朝，占据登州，和明军展开对抗。为了收复登州，崇祯帝派遣大军围剿，耿仲明和孔有德坚持抵抗了一年多，但最终无力回天，只得投降后金。

在后金，他们因带去了明朝急需的船舰、火炮以及工匠，得到皇太极的重用。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对汉人采取拉拢政策，为了树立典型，特将耿仲明封为怀顺王，孔有德封为恭顺王，尚可喜封为智顺王。三位汉人藩王被誉为“三顺王”，在大清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然而，在清朝入关时，吴三桂在山海关投降了多尔衮，并被封为平西王。清初，异姓王的数量陡增，三藩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为了统一全国，清朝开始下令调动三藩。吴三桂被派往云南、贵州，尚可喜镇守广东，而耿仲明则被派往广东征战。

然而，耿仲明在征途上却因为部下藏匿逃人一事陷入困境。所谓逃人，就是从八旗逃脱的奴隶，藏匿逃人是大清的重罪。多尔衮对此事非常严厉，派遣调查，结果查出三百人。尽管耿仲明急忙上书认错，但最终依然被削去爵位。由于此事并非耿仲明的主谋，多尔衮最终决定宽大处理，不再杀头，仅仅削去爵位，并对其罚款。

然而，耿仲明自知此事严重，担心朝廷可能会以此为由再度清算自己，最终选择自杀。多尔衮得知后痛心疾首，但认为他已经死，不再追究。直到顺治帝亲政，耿仲明的儿子耿继茂才得以继承爵位，而孔有德则在战斗中阵亡，没有儿子，所以爵位被废除。

尽管如此，清朝对耿家并未完全断绝，耿继茂仍得以继续统领父亲的部队。凭借平定广东的功勋，顺治帝顺势让他继承靖南王的爵位。继位后，耿继茂为了表达忠诚，不仅拼命为清朝作战，还将自己的三个儿子——耿精忠、耿昭忠、耿聚忠送往北京做人质。

耿精忠继位后，迅速展开了地方性的剥削政策，他大肆征收土地，搜刮民财，施行沉重的徭役，民众苦不堪言。尽管如此，耿精忠却并没有明智的远见，他只看重眼前的小利，极度膨胀的野心让他不满足于现状，甚至在他还在北京当人质时，就已经听信一些谗言，心生了与康熙帝争夺权力的念头。

康熙帝早在耿精忠继位时，便已开始考虑削弱三藩的权力，三藩在南明平定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却依旧有着强大的军力和广泛的地盘，每年向朝廷索要大量财政支持。康熙帝深知，如果不撤藩，三藩将继续对清朝的统治形成威胁，甚至有可能再次叛乱。

吴三桂和耿精忠都明白自己已经处于不利的局势中，因此都暗中加强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关键时刻能够自保。尤其是尚可喜，深知自己与清朝的关系最为复杂，早早就提出退休，选择回老家养老。康熙帝借此机会，决定开始撤藩，并最终批准了尚可喜、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请求，让他们的军队撤回边疆。

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康熙帝开始意识到三藩势力的庞大与不可小觑，特别是吴三桂的反叛让朝廷军措手不及。耿精忠和吴三桂的反叛早有预兆，尤其是在三藩的财政力量和庞大军力背后，康熙帝的举动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康熙帝决定坚决平定三藩之乱，于是他派遣精兵精将展开了对耿精忠和吴三桂的严密围剿。而耿精忠，也未能抵挡住清朝的强大攻势，最终投降了朝廷。康熙帝对他严厉打击，但同时也考虑到他尚可用的价值，决定在平定浙江后，继续与耿精忠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