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6月28日，哈医专的学生全赓儒穿上了自己那件11号的哈医专篮球队背心，穿戴整齐的校服让他显得格外精神。他满怀憧憬地走出家门，计划在毕业典礼结束后，参加一场期待已久的篮球比赛，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那天，哈医专第六届毕业典礼上，校园里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学生们相互祝贺，满脸笑容，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热切期盼着毕业后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真正实现“医者仁心”的理想。然而，就在这喜庆的氛围中，一阵摩托车轰鸣声忽然打破了宁静，几辆日本宪兵队的摩托车如猛兽般冲进了校园。宪兵们凶狠地推搡着学生，突然间，他们狠狠抓住了全赓儒的手臂，毫不犹豫地将他强行拖上摩托车。

同学们目瞪口呆，惊恐万状，他们完全没有料到，那个平日里以侠肝义胆著称、憧憬着未来的全赓儒，竟然会在这时遭遇这样的厄运。大家困惑不解，束手无策地站在操场上，目送着他被日本宪兵队带走。谁也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医学生，正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重要一员，还是日本伪政权视为眼中钉的抗日分子。

全赓儒，原名全绍武，出生在哈尔滨市，家境贫寒。早年失去父亲，家庭仅凭父亲在广信轮船公司做船长时的微薄抚恤金和母亲的针线活艰难度日。然而，这种贫困并没有压垮全赓儒，他从小聪慧好学，先后在东省特别区第一中学、第三中学和扶轮学校求学。1928年，年仅16岁的全赓儒就参加了哈尔滨学生反对日本修筑五路的斗争，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毫不畏惧地扛起了大旗。

1932年，经过妹妹的资助，全赓儒成功考入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作为校队篮球队的11号队员，他以高大帅气的外形和过人的篮球技术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在学术上，他也表现出色，展现了极高的天赋。然而，1933年，深受时局影响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全赓儒响应党的号召，带领同学们在道里公园高唱改过歌词的伪满洲国国歌，将“新满洲便是新地狱”的声音传遍整个公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全赓儒不仅在组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家庭也始终是他坚强的后盾。全赓儒的母亲十分支持他的抗日行动，虽然她不完全理解儿子的每一项举动，但她深知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斗争。全赓儒经常把机密文件带回家，而母亲便会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藏在家中隐蔽的角落。有时，他和同志们在家里开会，母亲和妹妹则会悄悄放哨，确保会议不受任何干扰。

1933年夏天，根据地下党领导人的指示，全赓儒与苏飞、王成厚一同开展了一项极为危险的任务——书写和张贴反满抗日标语。在一个月光朦胧的夜晚，三人偷偷溜出校园，前往道里公园（现兆麟公园）。夜空阴沉，只有偶尔一两辆电车的火花打破了寂静。全赓儒和苏飞佯装散步，时刻警惕周围的动静，而王成厚则在大墙上用粉笔默默书写着激昂的抗日口号。尽管突然有路人经过，但凭借着全赓儒的警觉，他们巧妙地避免了被发现，顺利完成了任务。

为了避免粉笔字被轻易擦除，三人决定换用油漆书写。1934年，他们在松花江的一个小岛上秘密商议对策，决定以油漆书写标语来应对敌人的封锁。全赓儒的邻居正是油漆匠，他提供了部分油漆，而其他的材料则由大家合力集资购买。在一次篮球比赛后，他们趁夜色掩护，悄无声息地在市区的电线杆和墙壁上书写了许多抗日标语，确保了标语不会轻易被擦掉。

1935年冬，哈医专党支部的负责人苏飞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事态变得更加复杂和紧迫。全赓儒以学生代表的身份，主动请求校长阎德润为苏飞争取假释，而阎德润则通过与日本宪兵队的联络官高桥护进行交涉，才勉强促成了苏飞的暂时释放。此后，苏飞在全赓儒的帮助下，迅速获得了转机，通过一个巧妙的计划成功逃脱了敌人的追捕。

然而，敌人的阴影并未完全消失。几天后，苏飞再次被密切监视，并面临再次被捕的风险。为保护苏飞，阎德润校长将他藏匿在一个密室内，确保他安全。全赓儒迅速得知这一情况，并与党组织合作制定了详细的营救计划。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们安排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将苏飞安全撤离。最终，苏飞通过地下交通线成功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避难。

1937年，全赓儒在毕业前夕被捕，遭到日本宪兵队严厉的审讯和折磨，但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拒绝向敌人屈服。最终，他被判处死刑，1937年7月27日，他在太平桥英勇就义，年仅24岁。为了纪念全赓儒的英雄事迹，他的母亲将全家辛苦积攒的家产用来为他修建了坟墓，而他的忠骨也最终安葬在哈尔滨烈士陵园。

全赓儒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他不仅是抗日英烈，更是那个时代无数青年学子的缩影，他们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甘愿舍弃一切，献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