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港人治港崇尚英殖文官！不知宪制转变伦理转变，中央要从根上补救
文︱柳扶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双方就香港未来的前途进行谈判之际，北京时任领导层推行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以及“高度自治”的政策方针。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香港的居民对此举存在着不少疑虑，主要源于对北京能否信守承诺的担忧，担心未来的“港人治港”会被转化为“京人治港”，从而失去自主权。
那时，鲜有声音提出“港人治港”的失败将是由于香港本地人能力不足或治理团队的无能。相反，主流观点普遍认为，如果北京能够给予香港足够的权力，并不插手香港内部事务，那么香港的治理一定能有条不紊，妥善处理一切问题。这种看法在当时甚至得到了北京方面的认可。1997年后，中央政府一方面全力支持香港的自治治理，另一方面采取了“河水不犯井水”的政策。两者合力，北京与香港共同期待着“港人治港”能够成功，并指望特区政府的治理水平超越港英政府的辉煌成就，这似乎成了一种“时代梦”。
当然，中央政府也曾考虑到香港内部可能存在的反对声音，他们可能与外部势力勾结，企图制造混乱。然而，中央并不畏惧，他们相信，只要牢牢把握“国防与外交”大权，以及驻屯香港的解放军的存在，香港的局面将不会失控，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视同无虞，进而确保香港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然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回归实践，事实表明，“港人治港”其实面临着不少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复杂且多样。例如，在“港人治港”的框架下，香港特首及其高层治理团队的人才来源受到限制，这些人往往缺乏真正的政治才能、宽广的政治视野，甚至不理解政治伦理。很多时候，他们对于香港回归后的宪政地位变化、香港应该扮演的角色都没有清晰的认识，仍旧以殖民地的“文官”心态对待“港人治港”的概念。
抱着这种心态的高层治理者们，依旧保持着昔日的优越感，固守过时的观念，缺乏学习与进取的动力，完全没有意识到时代在不断变化，社会也在不断发展。周边区域的激烈竞争早已浮现出他们的“短板”，从决策、执行、监督到事后的应对能力，几乎无一处不显得无能为力，甚至是面临彻底的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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