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皆为北宋时期声名显赫的文学家与政治家。两人起初志趣相投，情谊深厚，是彼此惺惺相惜的挚友。然而，王安石身为变法的先锋，而司马光自幼见义勇为、砸缸救人的形象深入人心，随着时间推移，因政治理念迥异，两人渐渐产生激烈分歧，关系也日趋紧张。司马光曾直言王安石“不识时务，且性格固执”，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拗相公”；而王安石对司马光则评价颇高，称其“实为君子之人”。

在北宋的朝堂上，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推行变法，而司马光领导的旧党则坚持保守，两派激烈对立，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王安石被罢免后，司马光出任宰相，立即废除其所有改革措施，甚至准备将王安石通过战争扩展得来的两千多里疆域，拱手让给西夏。此举直接导致宋朝在与西夏的冲突中屡战屡败，司马光因此被后世戏称为“宋朝的掘墓人”。那么，司马光为何要交还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难道仅仅是因为政见不同吗？

俗话说，“掌握知识未必等于掌握真理”，司马光与王安石虽然都是君子，但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时，即使是君子也会做出错误抉择。君子可以“和而不同”，从政治角度看，王安石与司马光是水火不容的政敌，但他们的斗争始终光明正大，从无卑鄙勾当。两人立场迥异，自然思想分歧巨大，但彼此之间无深仇大恨，更多是政治理念南辕北辙的结果。

在朝堂之上，谁也难分高下，局中人没有上帝视角，无法预知未来，只能竭力为国家的强盛而奋斗。王安石曾称赞司马光是“国之栋梁”，而司马光在王安石生命垂危时也曾为其求情，称其“具君子之风，胸怀坦荡，忠诚不二”。尽管没有私人恩怨，但政治理念的不合却足以撼动国家根基。

千百年来，凡改革者必遭强烈反对，王安石亦未能幸免。只是，他的政敌正是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北宋时期，宋朝三面受敌：西夏、辽国和吐蕃环绕，然而宋朝武力羸弱，始终处于威胁之中。西夏原为拓跋李氏一支，在宋太宗时期迅速崛起，成为宋朝最大的威胁。开国皇帝李元昊为扩展疆域，多次对宋发动战争，宋军节节败退，只得依靠边军防守边疆，与西夏形成对峙局面。

宋朝历史上著名的“熙河开边”行动，就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由其亲自主持、王韶具体执行的开疆拓土计划。宋朝官员多无为而治，有抱负、有理想并愿为青史留名者甚少，而王安石恰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位。后世对他的评价多为简朴、不求名利、才华横溢且作风正直，传闻他不纳妾、不讲究个人卫生，但“不爱干净”之说很可能是被对手污蔑的。

王安石自幼怀有济世报国之志，被誉为少年天才，记忆力惊人，年少有为，任地方官时声名远扬，朝廷多次邀他入中央任职。然而他曾拒绝赴任，理由令人惊讶——称自己太穷，无法负担东京城高昂的生活成本。要知道，当时的宋仁宗治理国家井然有序，百姓安居乐业，甚至夜不闭户。王安石的“贫穷”并非完全事实，更多是借此表达对当时国家政策漏洞的批评。北宋朝堂死气沉沉，唯有王安石居安思危，洞察太平背后的潜在危机。

朝廷多次邀请，王安石才应召入京，直面天下百态，变法决心愈加坚定。他挥笔写下万字奏折呈献宋仁宗，惟仁宗晚年对此置若罔闻。愤而辞官，离开这伤心之地。直到宋神宗即位，这位年轻君主胸怀大志，立志振兴大宋。面对四面楚歌的局势，他欲变革国家，却经验不足，一时不知所措。正值此时，王安石被举荐入朝，宋神宗如获至宝，将其召回京城，王安石的政治生涯迎来新高峰。

宋朝自建国以来，面临“三冗问题”——冗兵、冗费与冗官，国家长期崇尚文治武功被轻视，导致军事力量薄弱，疆域频频受侵扰。军队战事爆发时，官员首选和谈，非以武力反击。三冗问题使国库空虚，军力衰弱，国力下降，宋神宗誓要洗刷前耻，强国兴军。因此他与王安石共同决心以武力解决西夏威胁，“熙河开边”便由此产生。

宋朝长期实行募兵制，军中多是无战斗力之辈，贪生怕死。为解决冗兵问题，王安石推行裁军、训练军队，提升战斗力，制定“保甲法”、“将兵法”和“保马法”。熙宁元年，王韶响应号召，呈上《平戎策》，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战略。河湟即今甘肃临洮、临夏一带，收复后可深入西夏腹地，削弱其势力。王安石与宋神宗高度赞赏此策，并于当年启动计划。

保守派对此计划极力反对，司马光认为此举惊人冒险，联合朝臣力阻“熙河开边”。尽管反对声浪强烈，宋神宗坚持推行。北宋付出巨大代价，最终夺回自安史之乱后丧失的两千多里土地。虽“熙河开边”耗资巨大，后世史学家将其视为北宋灭亡的诱因之一，但当时确实带来了短暂的战略优势。王安石和王韶期望借此打击西夏，但河湟经济贫瘠，难以为宋朝提供实质支撑。即便如此，宋朝一度扬眉吐气，西夏也陷入内忧外患，濒临灭亡。

然而，形势在王安石罢相后骤变。司马光上任宰相后，立即否定王安石政策，认为维护河湟代价过高，不利国家发展，遂废除熙河开边。此举正中西夏下怀，他们因此获得喘息之机。司马光为何坚决反对“熙河开边”？他为何甘心弃还失地？保守派坚守怎样的理想？当时旧党阵营强大，成员包括苏轼、苏辙、欧阳修、韩琦等人，认为新法害国，毫不留情地攻击王安石。熙宁七年，宋神宗承受不住压力，罢免王安石，熙宁变法宣告终结。虽王安石曾短暂复位，旋即辞职归隐。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继位，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再度掌权。风水轮流转，司马光废除新法，即便其中不乏利国利民之策，也一律否决。同时，他积极推动与西夏和谈。保守派官员韩维主张“兵不可息有三，地不可弃有五”，司马光采纳了“将所得土地归还西夏”的建议。如此辛苦夺回的两千里土地竟被轻易送还，引发新党强烈反弹。司马光即便卧病在床，仍坚持上奏请求弃地，理由是“熙河开边”耗费过大，不利民生。

王安石罢相后，战略部署失衡，党争激烈。王安石变法虽使国库大增，军力提升，但宋朝积弊深重，问题根源早于开国。旧党反对变法，实因触及士大夫既得利益。古代社会阶级分明，士人与官吏合称士大夫，宋朝又重文轻武，文人地位尊崇，名利双收。王安石改革利国利民，却损害了士大夫利益。文彦博曾言：“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也”，上层将百姓视作富贵的垫脚石，赋税大半落入士大夫囊中，变法使这些财富被收回，因而遭坚决反对。

司马光作为旧党代表，提出“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高枕”的主张，引来新党激烈不满，时任中左相蔡确、右相韩缜皆力阻司马光。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原属旧党，后因了解变法利民，转而支持新法，因而再遭流放。朝中大臣普遍认为弃地等同自取其辱，文人不上战场，仅靠口舌治理，必埋隐患。对旧党而言，是否夺回两千里疆域无关紧要，关键在于“熙河开边”是新党闪亮政绩之一，开疆拓土的成果难以割舍，更何况这是政敌的功劳。

且熙河开边计划未完全实施，王安石期望通过夺回河湟，发展经济、整顿军队，最终击败西夏。变法末期，虽夺回河湟，西夏未被解决。河湟经济贫弱，发展举步维艰，拆东墙补西墙，损害士大夫利益。西夏地理环境特殊，宋朝武力羸弱，难以取胜。王安石罢相后，新党仍具势力。司马光任相时，虽仅有一位尚书左丞为助手，却掌握绝对权力，敢废新法、弃熙河六州。由此可见，司马光弃地主要因政治与经济考量。随后，新党官员遭弹劾下台，旧党重新执政。

司马光执政时已派人和西夏商议还地事宜，旧党内部对此出现分歧。苏辙等不同意全数弃地，主张弃地需换回俘虏。司马光坚持全数弃地，并提出“窃人之财，既为所执，犹不与之可乎”这一千古名言，意指宋朝窃取他国土地不合道义。此言激怒新党成员安焘，破口大骂司马光。因新党反对强烈，弃地问题迟迟未决。后来司马光与西夏君主几乎同时去世，宋朝才重新启动和谈。

司马光去世三年后，弃地方案正式实施，新党几乎全被逐出朝堂，旧党重新掌权，宋朝由此开启了新的动荡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