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夷制夷”这一策略，并非近现代才开始出现。早在隋朝时期，李世民的岳父长孙晟就曾巧妙地运用过这一手段，而且成效显著，甚至成功消除了突厥的威胁。隋朝建立之初，北方的突厥对其构成了巨大威胁，隋朝的军事力量一时难以与之抗衡。长孙晟利用了突厥内部深刻的矛盾，成功地分化了突厥各部，使得他们忙于内部纷争，无法再有精力南下威胁隋朝。凭借这一策略，隋朝得以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

到了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纷纷东来，企图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上分一杯羹。在这一危机四伏的局面下，外交官许景澄提出了“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1858年，沙俄开始对清朝进行大规模入侵，经过两份不平等条约，夺走了外东北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接着目光又转向了西北地区。沙俄不仅开始侵略中亚各国，还悄然将觊觎的目光投向了新疆。1864年，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再次从清朝手中夺取了外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沙俄的侵略野心并未就此停歇，特别是对于帕米尔高原的控制欲望从未放松。到了1865年，阿古柏，代表中亚浩罕汗国的军阀，带领一支军队入侵新疆，并在当地建立了洪福汗国。沙俄看准了这个机会，立即派人于1871年占领了伊犁。这一举动引发了清朝的强烈反应，因为伊犁河谷是西域最富饶、最美丽的地区之一，沙俄的选择无疑表明了他们的野心。1881年，沙俄与清朝签订了《伊犁条约》，以此获得了伊犁河谷三分之二的土地，而外西北又损失了7万多平方公里。

尽管如此，沙俄对西域的兴趣并未减弱，他们继续将目光投向了帕米尔高原。清朝注意到，沙俄频繁派遣勘察队到这一地区进行地理测量，沙俄方面则声称他们只是“旅游”，完全没有其他意图。然而，许景澄早已看透了沙俄的真实目的，他敏锐地指出，沙俄如果“旅游”到这种程度，显然是为了某种长期目标。许景澄认为，鉴于新疆和沙俄的接壤，沙俄的进一步入侵只是时间问题。为了防止这一情况，许景澄提出了“以英制俄”的策略，即让英国在帕米尔高原与沙俄相互牵制。

当时，英国在印度有着极大的战略利益，他们绝不希望沙俄向南扩张，这使得英国成为了清朝可能的盟友。许景澄的计划原本是让英俄两国互相对立，从而保护清朝在帕米尔的实际控制权。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并未如他所愿。1895年，英俄两国达成协议，分割了帕米尔高原的控制权。英国控制了瓦罕走廊以南的地区，而沙俄则控制了瓦罕走廊以北的部分。显然，这一策略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帕米尔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最终被英俄两国瓜分。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爆发让清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日本战胜北洋水师后，威胁要攻入北京，清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日本要求清朝赔偿2亿两白银，并割让宝岛、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虽然宝岛和澎湖列岛远离京城，清廷对此似乎没有太大反应，但辽东半岛的割让却是对京畿重地的严重威胁。因此，许景澄再次提出利用沙俄的力量来抵制日本，认为通过与沙俄的联合，可以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这一提议得到了当时亲俄派的支持，李鸿章等人都积极响应，沙俄、德国和法国也纷纷参与其中。

最终，日本迫于三国的压力，同意以3000万两白银换取辽东半岛。这一成功的外交操作，被认为是“以夷制夷”策略的一次典范。然而，这一策略也暴露出其深层次的问题：列强从来不会无私地为他国考虑，他们介入的背后，始终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在帕米尔高原的争夺中，英国介入并非全为帮助清朝，而是因为他们也希望在该地区获得一席之地，且希望防止沙俄南下。而沙俄介入辽东半岛的事宜，显然也不全是为了帮助清朝，他们自己同样觊觎这一战略要地。

尽管许景澄早已看透了这一点，但他依然坚持使用这一策略，原因在于当时的清朝别无选择。由于清朝的综合实力不足，任何外交手段都难以逆转被列强侵略的命运。即使如此，“以夷制夷”的后果依然让清朝陷入了被动局面。沙俄不仅通过干涉恢复了辽东半岛，最终却独占了东北。五年后，清朝再次借助“以夷制夷”的手段，通过引导日本在日俄战争中重创沙俄，暂时收回了东北，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日本对东北的进一步侵占。

从甲午战争开始，沙俄与日本便将辽东半岛和东北地区视为争夺的核心。清朝的力量极为薄弱，尽管通过“以夷制夷”策略换来了短暂的胜利，但最终的结果却依然是引狼入室。对于想要达到“以夷制夷”战略效果的国家来说，强大的自身实力是前提。长孙晟之所以能够巧妙地利用突厥的内部矛盾，是因为隋朝的强大让突厥无法形成真正的威胁，而在清朝的脆弱形势下，外部的力量介入不仅无法有效保护清朝的利益，反而为列强的扩张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