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品的布政使官员晋升通常会升任哪些职位？为什么清代官制中特别规定本省的布政使不能被列为本省的巡抚？这是近来御史查阅史料时萌生的疑问，觉得有必要拿出来详细讲解一番。

布政使属于省级的高级官员，他们的调动与晋升权力严格掌握在皇帝手中，吏部几乎无权干预。按照规矩，各省布政使的调任名单必须由军机处提名，待皇帝批准后才能正式生效。

清代的官制对于文武官员的晋升路径都有明确规定，晋升步骤井然有序。例如知县升任知州，知州升任知府，知府再升任道员等，这些都有章可循，不容随意。

在各省布政使因政绩突出而获晋升时，其可升任的职位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太常寺卿（正三品）、光禄寺卿、太仆寺卿（从三品），以及各省巡抚这四个岗位上。

尽管布政使是二品官员，为什么他们有时会晋升为正三品或从三品的京官？事实上，这在清代是十分普遍的情况。

明清时期，京官在名义地位上普遍高于地方官。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虽然品级只有三品，但它们身份尊贵，是京堂一把手。京堂官员未来仕途光明，往往能晋升至六部卿贰，担任左右侍郎，甚至幸运者还能入阁拜相，官途可谓宽广。

布政使虽然是省级二品官，却非一省最高长官，行政上缺乏完全独立性，受总督和巡抚的节制，因此一般被称作一省的“首领官”，而非实权最高者。

布政使升任巡抚是其晋升的最高理想，但在道光年间以前，汉族布政使升任巡抚的机会极为有限。自乾隆时期起，实际存在一个不成文的政策，即全国督抚职位多由旗人担任，以限制汉族官员的权力膨胀。

反过来说，如果布政使是旗人身份，晋升为巡抚的可能性则明显增加。这种旗人居优、限制汉人的官场格局，一直维持到咸丰年间才逐渐松动。

从现代视角来看，这样的规定显得不太合理。毕竟本省提拔的官员更了解本地实情，有助于政务顺利开展。

这个简单的道理清代皇帝自然明白，但封建专制时代与现代社会不同，允许本省布政使任本省巡抚会带来两个明显弊端：

第一，容易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一个省的行政事务由布政使具体掌管，总督和巡抚多为宏观把控，处理签批事项，通常不直接介入民政。各府州县长官上报工作，主要是向布政使衙门汇报，只有重大事项才上达督抚。

布政使升任本省巡抚后，原有的人脉关系和权力网络依然牢固，新任布政使难以展开工作。地方官员习惯越级向巡抚汇报，结果新布政使被边缘化，巡抚权力独大，形成难以制衡的权力集团。

对上来说，巡抚权根基深厚，也威胁到总督的权威。若督抚间关系融洽问题不大，但若出现不合，则局势难控，违背了“以大制小”的行政原则。

第二，原有问题难以曝光。布政使主管地方财政和赋税，任内如有挪用、亏空、腐败等问题，往往难以立刻查出。

清代许多地方大员的腐败问题多在离任后才被揭露，这与现代反腐形势有相似之处。

布政使若升任本省巡抚，即便新布政使到任，面对交接财务账目时，往往忌惮前任权威，难以客观公正查账，导致历史遗留问题持续隐瞒。

相反，本省布政使若调任外省巡抚，则不存在这种“乡土情谊”干扰。比方说江苏布政使升为山东巡抚，新上任的江苏布政使交接时便不会轻易包庇昔日同僚。尽管官场有一定同僚情谊，但原则性问题通常不敢妥协。

因此，本省布政使不得担任本省巡抚的规定，已被明确写入《大清会典》和国家法律中，并被严格执行。不过，清代皇权高度集中，皇帝偶尔也会破例，违背这一制度。

实际上，本省布政使升任本省巡抚的案例也并不少见。比如雍正年间，田文镜由河南布政使升为河南巡抚；同治时期，丁宝桢由山东布政使升为山东巡抚等。

因此，我们在研究清代官制时，需辩证看待。任何制度都非绝对不变，只是大多数情况下有规可循，无需拘泥于个别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