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胡适始终站在蒋介石一方，支持国民党，视其为“正统”，并对共产党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曾经的胡适并不被国民党接纳，甚至一度被视为“反党分子”，国民党曾扬言要逮捕他。究竟是怎样的背景和事件让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呢？

事情要追溯到1929年9月。当时，北平的国民党党部发出声明称：“在反动派活动频繁、共产党文艺政策盛行之际，胡适本为一文人，虽其背景不详，但其言辞明显有倾向解读共产党之嫌，意图动摇我党的根基，其图谋已不言而喻。” 这个声明不仅对胡适进行了直接的批评，还动员了北平和天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提出了请求中央政府抓捕胡适的议案。

这场风波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3月15日，当时国民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上海市的特别代表陈德徵提出了一项提案，内容要求各省、市的党部在认为某人是反革命分子时，可以直接由法院审判并定罪，只有中央党部可以否决。这个提案赋予了地方党部过大的权力，几乎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胡适身为中国公学校长，对于这种提案深感不满，于是他致信国民党司法部长王宠惠，批评这个提案是在破坏法治：“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个时代哪个文明民族曾有如此荒唐的做法，居然以书面形式立下制度！”虽然这封信未能公开发表，但提案的提案者陈德徵看到后，立即在《民国日报》上对胡适进行了猛烈批评，指责他一无所知，只会胡乱发言。

这让胡适愤怒不已，他开始通过文章反击，抨击陈德徵，同时把矛头指向了蒋介石和孙中山。他要求蒋介石给出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解释，若无法解释清楚，他就不配领导国家。胡适不仅写文章反驳，还将这些文章整理成册出版，并在序言中写道：“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批评孙中山的自由，连上帝我们都可以批评，何况是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的这些言论无疑激怒了国民党，尤其是上海市的国民党党部，公开呼吁将胡适严惩，指责他公然侮辱蒋介石并背叛政府，煽动民众情绪。北平市国民党党部也加入其中，指责胡适“试图通过与共产党接轨动摇我党根基，目的昭然若揭。”

在上海与北平两地党部的鼓动下，其他省市的国民党党部纷纷要求严惩胡适，甚至不少地方提出了要抓捕胡适的议案。但与国民党强烈反应不同，文化界却有不少人站在胡适一方，支持他维护言论自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明确表示支持胡适，甚至有外国媒体评论说：“与其把胡适抓起来，不如认真听听他的劝告。”

由于胡适在文化界的影响力，国民政府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于是派出教育部长蒋梦麟去和胡适交涉，希望他公开道歉，以平息风波。但胡适坚持认为自己所做的事完全没有错，拒绝道歉。最终，国民政府决定查封胡适的《新月》杂志，并且胡适愤然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准备前往美国讲学。

这场风波，表面上看似是国民党的一场胜利，胡适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但这也让胡适意识到，与国民党正面冲突并没有好下场。于是，他悄然改变策略，不再强烈抨击国民党，而是转而选择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达成自己的理想。

这一转变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胡适逐渐在蒋介石的眼中变得举足轻重。由此，胡适成为了蒋介石的座上宾，再也没有人敢提“抓捕”胡适之事。

这段历史，不仅展示了胡适在政治上的智慧与策略，也反映了他对时局的深刻理解。从最初的激烈批评到后来的合作，胡适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也促使他最终与蒋介石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成为了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