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德国战败，却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完成惊人蜕变，以繁荣民族的姿态站在欧洲一体化的前沿。这个国家如何从战争废墟中涅槃重生？

在战后德国史标杆之作《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中，历史学家康拉德·H.雅劳施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角度深入描绘了这段奇迹般的复兴之路。

7月6日，德语文学史学者钦文和世界史研究者、英德译者陆大鹏做客苏州慢书房，围绕本书，联袂解读一个迷失方向的民族如何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实现文明救赎。

内外结合的德国史研究视角

钦文在开场点出，《文明的重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康拉德·H.雅劳施兼具德国本土与外部世界的双重视角，一般的德国本土学者对历史的评价往往带有本国文化烙印，甚至在本国国内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而雅劳施是德裔学者，长期在美国任教，既熟悉德国本土文献，又能跳出德语世界的框架，结合英美学术视角，从而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

陆大鹏补充指出，中国公众对于德国战后历史，尤其是1945年后的发展，普遍存在认知模糊甚至误解。这本书能帮助读者系统理解德国战后 70 多年的社会变迁。比如环保，德国人对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以及二手物品循环使用的执着态度，常令中国人感到新奇；还有西德如何从战后废墟成为世界富国之一，东德经济如何发展，两德统一后权力交接为何能如此平稳——这些问题，书里都有涉及。通过阅读这本书，大家会对这段近在咫尺的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能理解当今德国的社会形态与发展轨迹。

反思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

钦文指出，我们常用“德国反思彻底”来对比日本，但历史真相其实更为复杂。战后初期，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勃兰特掌权前的这个阶段，西德实际上处于“复辟时代”，社会保守气氛浓厚。

当时的“去纳粹化”实际是“肃清+洗白”的过程。情节严重，甚至参与过罪行的纳粹分子会被摒弃，但情节轻微者，或是能通过说辞证明自己并无瓜葛的人，仍可以重新上岗，尤其是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外交、司法、情报系统，很多用的是纳粹时期的技术官僚。还有一些大企业经历了拆分，原本的掌门人下台，之前的工程师、经济师改头换面成为新的掌门人，但其实背后还是有旧势力的影响。

左：陆大鹏，右：钦文

两德的反思路径也不同，西德强调“去纳粹化”，东德则以 “反法西斯"”为核心。直到20世纪60年代左翼文化兴起，反思才逐渐成为主流。那一代的德国大学生既未经历战争创伤，也未体验过魏玛共和时期，这种历史距离感使他们摆脱思想桎梏，天然具备反叛特质。他们秉持反战立场，强烈要求前人为战争责任做出“政治检讨”。

陆大鹏补充道，“二战”后普通德国人的反思源于切肤之痛，相较于“一战”，“二战”战败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打击，战后德国几乎沦为一片废墟，1945年冬天很多人挨饿受冻，正是这种极端的困苦与屈辱，驱使他们开始反思。“这个反思的力度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现在德国各地，各种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如实记录了这个国家曾经黑暗的一面，能够把“剖心”做到这种程度，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

1948年，德国英占区的平均每日食物配给，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教育铸魂，媒体塑形

钦文回忆在德国访学期间，曾参与学生考察计划，主题为“反思德国近代史”，其中包括参观集中营的环节。当时一位德国学生申请请假，表示 “每次参观集中营都会出现生理性不适”，但老师坚持这是必修课。最后在返程途中，她因为情绪刺激而呕吐。通过后续交流，钦文了解到，德国公民自幼年起就接受系统的反法西斯教育，包括参加各类专题讲座，甚至聆听大屠杀幸存者的亲身讲述。这种持续终身的反思教育，深刻塑造了德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

参观者在德国达豪集中营遗址参观“二战”主题的展览，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陆大鹏详述了媒体对德国政治生态的塑造作用。“二战”后，美英占领军严格控制西德的报纸和广播牌照，只有被当局认可的对象才可以办媒体，《明镜周刊》的创刊人鲁道夫·奥格斯坦就是在这一时期拿到许可的代表人物。广播电台也被改造，投入公立电台的政府拨款往往被用于政治和文化教育。同盟国借助这一渠道，成功引导德国民众逐步接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其中，有位并不出名的作家战后成了西德电台文学部主任，他通过节目推介普世价值的文学作品，同时介绍流亡作家的作品，还邀请作家做节目，并支付稿费，帮他们糊口，这些举措有效促进了文化传播。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首次电视直播尼克松和肯尼迪的竞选辩论，电视媒体的宣传影响力开始凸显。西德政治家维利·勃兰特——以向华沙纪念碑下跪而闻名的那位——就仿照尼克松，通过电视塑造亲民形象，成功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1961年，维利·勃兰特（右）拜访肯尼迪，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钦文指出，在前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主要由精英和主流媒体主导，战后的同盟国，尤其是美国，通过对德国教育体系的主导，持续强化反战和反思教育，促使持有纳粹残余思想者在主流社会逐渐销声匿迹。然而互联网时代来临后，具有类似极端思想的人在论坛、社区聚集，发现 “自己并非少数”，加上难民危机、经济差距、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影响，有丧失感的人慢慢形成群落；部分极端党派凭借短视频平台的流量优势异军突起，其煽动性口号的传播效率远超传统媒体。正如书中所揭示的，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极端思想从未被彻底清除，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矛盾又为其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两德统一的神话与现实

在活动最后的互动环节，现场读者踊跃提问。针对“两德统一对文明重建的影响”这一问题，钦文指出，两德能够迅速实现统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抓住了冷战末期这个“千载难逢的窗口期”——当时美苏等大国出于战略考量，罕见地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推动了统一进程。

同时，德国的例子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它打破了“民族性决定制度”的神话，作为同一民族，德国人在分裂状态下经历了四十余年截然不同的制度实践，最终仍能成功融合，有力证明了人类的强大适应能力。

陆大鹏则从社会整合的视角补充指出，1990年的统一在创造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东部企业在市场化浪潮中大量破产，年轻人失业率飙升，加之一些西部管理者的优越感，让部分人产生 “被吞并”的怨恨。如今东西部在经济、思想上的鸿沟仍清晰可见，甚至出现 “东部更怀念东德时代”的民调结果，这种集体记忆的错位成为统一德国必须面对的深层挑战。

【文字依据现场交流整理，已经过发言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