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亦称彝陵猇亭之战，是三国时期继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之后的又一场重大战役。它的爆发源于刘备欲为关羽复仇并重新夺回荆州的强烈决心，因此发动了对孙吴的攻势。战争初期，蜀汉占据了主动，迅速掌握了战局。那时，荆州的易主使得吴蜀两国的边境推进至今日的重庆奉节巫山一带，长江三峡成为了两国的主要通道。为了抢占先机，刘备任命年轻的将领吴班和冯习为先锋，迅速出兵，攻占了峡口，打入了吴国境内。

吴班和冯习带领蜀军在巫峡（今湖北巴东）成功击败了吴将李异和刘阿，攻占了秭归。这一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蜀军的士气。将士们纷纷要求出征，个个斗志昂扬，心中燃烧着报仇雪恨的激情，立誓要为关羽的冤屈讨回公道。然而，刘备的谨慎与老练并未让他沉浸于首战的胜利之中。他明白，尽管战况一片大好，但身后依旧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曹魏。因此，刘备果断命令镇北将军黄权率偏师驻守长江北岸，防止曹军偷袭，并派参军马良携带重金厚礼，派遣使者去武陵说服当地蛮族首领沙摩柯，期望其出兵协助作战，同时在曹军进攻时协助蜀军抵御。

夷陵之战的首场战斗以蜀军的胜利告一段落，这其实并不出乎预料。此时的蜀军刚刚经历了益州和汉中的大胜，战斗经验丰富，士气高涨。再加上刘备此次出征，几乎带上了蜀汉的精锐，士兵训练有素，准备充分，誓死要击败孙吴，夺回荆州，为关羽复仇。因此，蜀军初战告捷，吴军节节败退也并不令人惊讶。关于刘备调集了多少兵力进攻东吴，史书并未给出明确数字。《三国志》并没有详尽记录，而在裴松之的注释中，给出了两条参考线索。第一条来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癸亥，孙权上书称：‘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扫扑敌军，取得胜利’。”第二条来自《三国志·刘晔传》：“孙权将陆逊击败刘备，杀敌八万余人，刘备仅以身免。”这两条记录涉及蜀军兵力，但数字相差甚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描述夷陵之战时倾向于认为蜀军为四万余人，这个数字也较为可信。细究历史，刘备当时的兵力虽然雄厚，但已不像昔日那样充盈。曾经占据荆州的蜀军在关羽失利后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从《三国志》中的记载可知，关羽兵败后，荆州的蜀军几乎没有幸存者，因此刘备出征东吴时，几乎只能依靠益州的兵力。西川刚刚恢复战乱，兵员紧张。裴松之在注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称诸葛亮北伐时的兵力大致为八万余人，而在邓艾南征时，蜀军的兵力达到十万两千人。从这些资料可以推测，蜀汉最强盛时期的兵力大约在十万左右。因此，刘备在夷陵之战期间，调集八万兵力与孙吴作战并不现实，所谓“陆逊大破刘备八万大军”实属夸大其词。这样的虚报数字，既是当时战争中的常见手段，也反映了战功和荣誉对于将领的重要性。所以，四万蜀军参战的说法较为可信。

蜀军能够取得初战胜利，并非仅仅依赖兵力上的优势，更得益于有利的地理位置。长江的水路优势让蜀军能够快速调动兵力，甚至能够轻松解决后勤保障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提到过，蜀地的甲地非常适合出征，因为水运方便，可以在短短五日内从汶水下到江陵。此外，《三国志》与《晋书》中也提到，巴蜀地区的水陆交通便利，蜀军可以顺江东下，快速穿越峡江，直捣敌人腹地。这种地理优势使得蜀汉能够迅速对江东形成威胁。

但除了地理优势，人的因素也同样重要。刘备深知要激励士气，除了依靠地利，他还重用年轻有为的将领，并且身先士卒，亲自指挥。正是这一股气势，让蜀军能够在初期大获全胜。然而，战争才刚刚开始，胜利并非注定。虽然刘备雄心勃勃，决心复夺荆州、吞并江东，但孙权并非易与之辈。他并不甘心轻易放弃，早在刘备出兵之前，孙权就已经派诸葛瑾前去求和，但刘备的决心已经铁板一块，不为所动。孙权知晓一场恶战无法避免，便向曹魏低头，集中力量准备应对蜀军。

随着刘备的军队逼近，孙权找到了可靠的对手——江南士族出身的陆逊。吕蒙曾经对陆逊赞赏有加，认为他“才堪负重”，具备应对大局的能力。面对刘备的强大压力，孙权不顾各方反对，任命陆逊为大都督，调集朱然、潘璋、徐盛、韩当、孙桓等大将，率领五万大军，准备迎接蜀军的挑战。陆逊临危受命，英勇应战，成为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一场震撼三国、影响历史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