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同样为国家带来富强，为什么历史上却只有商鞅被铭记，而李悝则少有人提及？

如果我们对比商鞅和李悝在魏国变法中的角色，不禁要问：为何李悝的名字没有像商鞅那样留名青史？

提到魏国崛起的历史，最不能被忽视的三个人，应该是乐羊、吴起和西门豹。或许此时你会有疑问：难道魏国的强大不是源于李悝的变法吗？那么，为什么这些关键人物不是李悝呢？

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没有理解变法的核心要素。诚然，李悝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他的《法经》为魏国变法奠定了框架，构成了整个改革的纲领。若你坚持认为李悝是魏国崛起的起点，我不予反驳，但他绝非最关键之人。李悝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变法搭建了骨架，但要让这副骨架运作起来，依然需要有人来填充血肉。这个填充血肉的任务，恰恰是乐羊、吴起和西门豹完成的。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时，局势异常复杂。当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乐羊的儿子正好在中山国，若让他领兵，难免有偏私之嫌。果然，中山国的国君利用这一点，将乐羊的儿子绑上城楼，威胁说若不退兵，就杀了他。面对这一威胁，乐羊毫不动摇，冷冷地回应道：“如果你真要杀我的儿子，请务必分点肉给我，我饿了。”最终，中山国的国君不顾一切，将乐羊的儿子煮成肉羹。而乐羊则在中山国使者面前，毫不迟疑地将肉羹吃掉。消息传回中山国，国君深感无路可走，于是自缢身亡，导致了中山国的灭亡。

吴起，本是鲁国的一个不受重用的官员，后来投奔魏国。魏文侯打算重用他，但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指责吴起冷酷无情。曾经，齐国攻打鲁国时，吴起欲亲自领兵，却因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而遭到鲁国朝臣的反对，担心他会叛变。吴起闻言愤怒至极，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以示清白。这一极端行为让鲁国的君臣震惊不已，大家都认为这样一个狠辣的人一旦得势，谁还能够控制得住他？最终，鲁国决定彻底弃用吴起，这才促使他投奔魏国。而魏文侯则毫不犹豫地提拔了他，因为他看重吴起的才能。果然，吴起在魏国大展身手，培养了赫赫有名的“魏武卒”，也牢牢压制了秦国在函谷关内不敢轻举妄动。

当邺城遭遇大水灾时，魏文侯又派西门豹去治水。西门豹一到邺城，就发现当地的神棍和士绅编造了一个荒谬的说法，称洪水肆虐是因为河伯正处青春期，急需女人。为了安抚河伯，每年都得献上一位美女。于是这些神棍和士绅便以此为借口，借机敛财。西门豹知道后毫不犹豫地将这些神棍和士绅扔进了河中：“从今以后，美女不再送给河伯，只送给你们这些歌颂河伯的人！”然后，他立即着手开凿水渠，修理河道，最终解决了邺城的水患。

乐羊、吴起、和西门豹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心狠手辣，能够果断执行任务的能人。对于这些事迹的真实性，乐羊和西门豹的故事没有疑问，虽然关于吴起杀妻的事宜可能存在争议，但他的果断与能力却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仅仅依赖能人并不足以巩固改革成果。比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慕容恪，他无疑是一个出色的能臣，但他能稳定改革成果吗？显然不行。因为慕容恪性格过于温和，即便生前想重用自己的弟弟，也始终没能得到支持，皇帝根本不听他的建议。因此，单纯依赖狠人也难以巩固改革成果。例如明朝的朱棣，刚登上帝位时，任用了名叫陈瑛的狠人，专门处置那些不服他的大臣。陈瑛擅长杀人，但在其他事务上毫无建树。久而久之，朱棣意识到陈瑛不过是一个能“破坏”而不会“建设”的人物，最终他将陈瑛替换为纪纲。

历史上，秦国的变法总是提到秦孝公和商鞅，而魏国的变法却常常被归功于魏文侯，几乎没人提到李悝。这其中的原因，正如前述，李悝在整个变法过程中起到了开端作用，但他却没有像商鞅那样参与具体的执行。事实上，李悝的能力并不差，他与商鞅同样是优秀的变法者。李悝曾在边境担任多年的官职，并在多次与秦军的对抗中表现出色，这无疑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如果换一个时代，李悝完全可以成为类似周瑜的存在。

那么，李悝为何没有亲自执行变法政策呢？这是因为魏国与秦国的客观环境大为不同。在秦孝公时代，秦国虽然贫弱，但依然是西方的重要大国，内部的利益集团错综复杂，改革的推行尤为困难。商鞅作为秦国变法的主导者，既需要解决内部的重重阻力，又需亲自参与各项改革执行。魏国的情况则相对简单得多，内部的权力结构没有像秦国那样错综复杂，魏文侯能够迅速找到并启用能够执行改革的能人。因此，李悝仅仅起到了改革的启始作用，剩下的工作则交给了乐羊、吴起和西门豹等人来完成。

在魏文侯看来，李悝只是自己手中的一枚棋子，和乐羊、吴起、西门豹并无本质区别，能随时根据形势的需要进行调整。而商鞅在秦孝公眼中则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没有了他，改革的进程将受到巨大的阻碍。

这也正是李悝名声不显，而商鞅却能够功成名就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