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可能基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萧何已经年老，并且曾经是刘邦的上级。在刘邦年轻时，萧何一直是他向往的高人，而刘邦对萧何的敬重也早已深入骨髓。面对萧何如此谦逊的对待自己，刘邦或许出于一种难以拒绝的情感，感到自己应该给予更多尊敬。其次，当时的制度尚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刘邦在礼仪上并不像后来的皇帝那样严格，可能没有过多关注这些细节，更多的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决定。

然而，随着功劳的逐渐积累，君臣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正如曹操所面临的困境那样——功高震主，臣子与君主的关系逐渐变得微妙难测。尽管曹操德高望重，个人品德和才能堪比周公，但问题是现实中并没有一个如周成王那样的君主，能够与您如兄如弟，君臣相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的言论逐渐增多，背后总是有一些流言蜚语，大家开始议论曹操有志自立为帝。虽然这无疑是无稽之谈，但“人言可畏”，流言的力量不可小觑。董昭巧妙地通过一番话，点出了曹操当前所面临的困境，虽然他的话语中包含一些夸张和不实的部分，但曹操听后却深感认可，认为这些话非常有道理。

接下来，董昭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制度改革的建议。他指出，曹操在治国理政上已经非常出色，但在长期的制度性建设上，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为了表彰曹操的杰出功绩，董昭建议给他封国，授予“国公”之位，并附上“九锡”之礼。这一举措初看之下，似乎与王莽当初的做法没有太大区别。王莽曾以“安汉公”之名授予一些特殊待遇，但实质上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头衔，并未赋予实际的权力。而曹操所获得的“魏国公”封号，却是实实在在的封地，意味着他将拥有自己独立的领地，完全掌控该地的行政、司法、军事等事务，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国君。

董昭对此的解释是，曹操这样的功臣，应该得到与其贡献相称的奖励，而现行的奖励方式已经不足以体现他的伟大功绩。为了不让曹操的功勋被轻视，唯一的办法就是仿照西周的分封制度，授予曹操封国。按照“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曹操理应被封为“公爵”，位于侯爵之上。这不仅是对曹操的褒奖，也是对他历史功绩的肯定。从这一点上来看，董昭的建议相当巧妙，他不仅巧妙借鉴了西周的分封制，还改良了这个制度，以适应当时的政治格局。这样的创新之举，不仅赋予了曹操更多的实权，还避免了过度扩张的风险。

然而，董昭的提议并非完全是创新的举措，而是基于古代历史中的制度进行的适度改良。早在西汉初期，朝廷就曾采取过类似的分封制度，诸如楚王韩信等人，曾作为大汉的诸侯王，拥有广泛的领地和权力。这种封国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先例，但经过董昭的巧妙调整和改良后，曹操的封地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头衔，而是拥有实质性权力的“魏国公”，这也为曹操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除了对制度的改良，董昭还通过有效的人员安排，确保了曹操的支持者能够在朝廷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样的安排，有效地避免了其他朝臣的干扰，稳固了曹操的地位。当然，这条道路并不容易走，需要合适的制度和时间的积累。曹操的实践过程历时多年，直到他去世，才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治制度和执政班底。最终，曹丕继承父业，不仅继承了曹操的事业，也接过了这套完善的制度设计，顺利地代替汉献帝自立，成为新的皇帝。曹丕几乎是摘下了那颗低垂的果实，实现了家族的宏伟目标。

从曹操的这一过程来看，制度的建立和执行绝非一蹴而就，需要的是长期的积淀与不懈的努力。虽然当时的局势并不理想，但曹操通过巧妙的权谋与制度设计，最终实现了个人与家族的雄图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