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和郑耀先的历史原型实际上不止一个，这正是艺术创作的魅力所在：艺术家往往会将多个真实的人物特质进行提炼与融合，最终形成一个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象。

根据最后的军衔来看，余则成是保密局甲种站的副站长，军衔为中校，而郑耀先则是潜伏在重庆的“国防部”二厅特务。从表面上看，郑耀先的军衔似乎更高，然而，深入分析两者的能力与作用后不难发现，郑耀先与余则成相比，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对于熟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蒋系特务衰落史的读者来说，郑耀先潜伏在重庆警察局，受郑介民的命令行事，却始终无法成为“保密局特务”，而只能属于“国防部特务”。这一点根源在于郑介民当时是“国防部次长”，他的第二厅是一个独立的特务机构，与保密局的性质截然不同。郑介民与毛人凤的矛盾，也注定了郑耀先在这一体系内的地位。事实上，郑耀先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只能以“国防部二厅少将”的身份存在，无法与“保密局少将”挂钩。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后，潜伏特务被划分为三个系统：保密局（即原军统）、党通局（原中统，后来改为内调局），以及二厅。这三个系统的特务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如果有机会出卖对方，便毫不犹豫。郑耀先如果与徐百川、宫恕等人没有特殊关系，恐怕也无法进入潜伏特务的名单并将情报上报。 郑耀先的表现充满了神秘色彩，尤其是在解放后的“周志乾”化名下，他将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名单交上去，却没有提供自己在二厅的上下线、无线电台和武器等关键信息。作为郑介民的心腹，郑耀先的“沉默”显得尤为可疑。他是否有隐藏的手下，甚至连曾经的同僚韩冰也无从得知。其潜伏的深度、谨慎程度以及对权力和利益的把控显然不如余则成。 回顾潜伏工作中的纪律与潜规则，任何特务都被严格要求不参与暗杀任务，而郑耀先的表现却恰恰相反。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股“嚣张”的气息，甚至敢在戴笠和毛人凤面前露出杀气，这种举动最终导致了他和其他特务的关系日益紧张。事实上，这样的特务风格注定会为自己埋下祸根。即便他在潜伏期间没有露出马脚，敌人依然有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将他“翻盘”。 与郑耀先的跋扈不同，余则成展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作为一名潜伏特工，他的低调、谨慎和与上司良好的关系是他能够稳步上升的重要原因。余则成初到天津站时，便送上珍贵的夜明珠，以此作为和“站长老师”陆桥山建立友谊的桥梁。即使在面对他的上级、行动队队长马奎李涯时，他也能通过收礼物等方式营造和谐气氛，甚至让李涯“对他没有怀疑”。

余则成与郑耀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余则成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谨慎的态度，更在于他在天津站每一步的贡献。相较而言，郑耀先则由于其极端的行事风格，最终导致自己在敌人阵营中没有什么好口碑。戴笠怀疑他，毛人凤忌惮他，田湖则对他恨之入骨，最终无论如何潜伏，都无法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中得到提拔或重用。

郑耀先曾拥有强大的资源背景，他是戴笠八大金刚之一，且与郑介民同宗。然而，这些背景资源未能为他提供真正的保护，反而因为过于“嚣张”的行事风格使他树敌遍布。余则成则完全不同，他虽然出身背景平凡，但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逐渐获得了上级的信任，甚至可以坐上吴敬中的位置，最终成就了他在特务组织中的地位。

如果将郑耀先和余则成放在一起比较，显然可以看出，尽管郑耀先拥有更多的背景资源，但余则成更为谨慎、稳重，最终也获得了更长久的潜伏成功。余则成以“效忠长官，效忠党国”为信条，这不仅是他的座右铭，也为他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提供了保障。而郑耀先的结局则显得更加悲凉，其潜伏经历虽然充满了冒险，但始终未能真正发挥其战略价值，最终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如果给所有潜伏特工一个选择，九成以上的人会选择做余则成，而不是郑耀先。两者的做事风格截然不同，余则成的“和光同尘”不仅让他在潜伏中更加安全，也为他带来了更广阔的未来。而郑耀先的“横踢马槽”式的行事风格注定了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