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中，许多政治人物以其独特的才华和影响力在党内外广受尊重。胡乔木在共产党中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他的笔触影响了无数历史事件。而在国民党中，也有一位被称为“第一支笔”的人物——陈布雷，他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担任蒋介石的“御用”笔杆。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作为蒋介石亲信的陈布雷，虽然自己深陷于国民党的政治漩涡，但他的子女们却并未沿袭他的道路。相反，多数成为了中共党员，而他的长孙则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成为民族的罪人。

1941年，一封来自陈布雷小女儿陈琏的“告别信”让整个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信中的字句清晰而坚定：“这条道路会很艰辛，但是为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可说……我去的地方很远，不要为我担忧……”在那时，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局势愈发紧张。陈布雷读到这封信时，心中满是担忧，猜测女儿可能投身了某种危险的行动。信中的“艰辛道路”和“祖国自由”等字眼让他隐约猜测，陈琏或许已经前往了延安。

陈布雷和女儿的关系较为疏远，背后有着复杂的家庭原因。陈琏出生时，母亲杨品仙因大出血去世，留下陈布雷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陈布雷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甚至一度情绪失控，差点做出无法挽回的错误。陈琏命运多舛，直到13岁才被接回家中，但父女间始终隔着一层无形的距离。尽管如此，陈琏始终怀有对父亲的尊敬。她的心中，一直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琏毅然选择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尽管陈琏和父亲的关系较为疏远，但她对父亲的敬仰从未改变。陈布雷为国民党的一股清流，他廉洁自律，不参与任何派系斗争，甚至被蒋介石称为“完人”。陈布雷对待子女的唯一要求是不要涉及政治，或许正是因为深知政治的复杂与险恶，他才不希望孩子们涉足其中。然而，陈琏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她深感国民党腐败，决心为国家做出改变。

有一次父女谈话中，陈琏明确表示，作为青年，她认为抗日救国是每个人的责任，并且坚信要为国家尽自己的力量。陈布雷虽然意识到女儿的坚持，但他依旧坚持认为国民党是“正统”，只有它才能救中国。陈琏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国民党已经无法担当重任，而陈布雷却没有任何回应。经过这次谈话，陈布雷开始察觉到女儿的立场已发生转变，可能正朝着与他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

陈琏的“失踪”令陈布雷心急如焚，最终，他通过周恩来得知，陈琏其实已在宜良从事革命工作。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劝说下，陈琏回到了父亲身边，继续接受父亲的思想教育。建国后，陈琏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直到1967年去世。

陈布雷的子女中，除了陈琏之外，陈砾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陈砾比陈琏小十岁，他从小听闻姐姐投身革命的故事，并深受其影响。16岁时，陈砾便展现出出色的口才和辩论能力，令同学们刮目相看。1946年，年仅18岁的陈砾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尽管年纪轻轻，但他坚持独自前往北京学习，并积极参加了抗议活动，反对美军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陈砾对国民党的失望愈加深刻。特别是在目睹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后，陈砾决心投身革命。在陈琏的劝导下，陈砾放下了对考试的担忧，坚定地加入了革命行列。后来，陈琏被捕入狱，陈砾在父亲的帮助下深刻意识到，只有投身到解放区，才能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最终，陈砾决定放弃家庭的情感纠葛，毅然前往解放区，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陈砾在天津解放后，迅速崭露头角，在《天津日报》担任编辑，并展现出卓越的新闻才华和政治洞察力。1953年，他前往朝鲜采访，写下多篇优秀报道，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三等功。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后，陈砾逐步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包括中国日报社总编辑等职位，为国家的新闻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

然而，陈布雷的家族并非全都走上了光辉的道路。陈布雷的孙子陈师孟，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外。陈师孟自幼生活在台湾，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并坚决支持“台独”，与家族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他甚至与“台独”分子陈水扁结为同盟，成为了台湾独立的坚定支持者。这种背离祖宗的做法，令陈布雷如果在天之灵，定会心如刀割，痛心不已。

尽管陈布雷的后代大多未走上政治道路，有的甚至加入了共产党并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陈师孟的所作所为，依旧对这个家族的荣誉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