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王扶之当时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接到了中央的紧急调令：即刻前往山西，担任省军区司令。这一调令令许多人感到不满，因为从中央调至地方军区，往往被视为一种职位上的“降级”。然而，王扶之并未表示出任何的不满情绪，反而毫不犹豫地收拾行李，迅速上任。对于他的这种表现，许多人都感到意外和钦佩。时隔一年，他回到北京参加会议，偶遇曾经的上司王尚荣。王尚荣见到他时，眼中带着几分复杂的神情，感慨道：“真是委屈你了……”然而，王扶之却爽朗地笑道：“我现在的职位也不小呀！”这一番话不仅透露出他乐观豁达的个性，也让人对他当初接受调动的决定感到更加钦佩。

王扶之为何会面临这种调职？他为什么能够如此豁达接受这一变化？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他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王扶之出生在陕西省子洲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清贫，生活充满艰辛。当他五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家中只剩下他和父亲，以及卧病在床的爷爷。为了维持生计，父亲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延安的亲戚家做苦工。年幼的王扶之只能与爷爷相依为命，为了给爷爷治疗疾病，他早早辍学，独自一人到地主家开荒种地，甚至常常前往山林中劳作，那里时常有狼出没。

有一次，在山中干活时，他不慎摔进了一个狼窝。狼窝里有五六只狼崽，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突然，母狼赶回了窝里，看到王扶之入侵了自己的领地，立刻露出了尖锐的獠牙，毫不犹豫地扑向他。王扶之惊恐万分，虽然他被母狼咬伤了手臂，但仍竭尽全力将其推开，拼命逃跑。然而，他的小腿被母狼咬住，身体重重摔倒在地。就在母狼打算将他拖回狼窝时，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母狼受到惊吓，匆忙夹紧尾巴逃入树林。

当王扶之抬头时，他看到两名穿着军装的士兵快速朝他跑来，帽子上的红星让他认出了他们是不久前驻扎在当地的红军战士。王扶之曾多次看到这支部队在村中帮助百姓挑水、扫院子，与他过去所见的那些残暴的军队截然不同。因此，他对这些红军战士有着深厚的好感。两名战士简单为他包扎伤口后，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当兵。王扶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由于他年纪较小，战士们起初对他的年纪产生了疑虑。王扶之当时只有12岁，但身高已接近一米六，他便撒谎说自己已经16岁。战士们信以为真，将他的情况报告给了上级。就这样，王扶之顺利地加入了红军。

然而，加入红军后不久，王扶之的年龄被同村的战士揭发，班长决定将他送回家。然而，王扶之坚决拒绝，坐在地上哭泣。正巧，刘志丹同志回到营地，了解情况后，他问王扶之：“你为什么非要当兵？你知道打仗是很危险的吗？”王扶之含泪说：“我想赚钱给爷爷治病，但地主不肯付钱，我只能上山种地，如果当了兵，就能把坏人打跑，爷爷就能治病了。”听后，刘志丹摸了摸他的头，温和地说：“那你就留下来吧，先去少共营学文化。”少共营是由年纪较小的孩子组成的队伍，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刘志丹征战时“捡”来的。王扶之终于有机会进入部队，成为了一名小红军，开始了艰苦的学习和训练。

不久后，王扶之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1935年，为了扩展陕西的根据地，刘志丹与徐海东指挥红军发动了一次主动进攻。经过周密部署，我军在夜间包围了劳山，准备“围点打援”。果然，不久后，东北军的110师出动，向劳山进发。王扶之所在的少共营负责攻占一个高地。在这场战斗中，王扶之手持一根梭镖，跟随队伍冲向前线。队伍里大部分人都没有成熟的战斗经验，也没有像样的武器，但他们依然毫不畏惧，奋勇向前。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王扶之冲锋在前，最终成功缴获了一支敌人的步枪，这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支枪。

由于在这场战斗中表现突出，王扶之被调到正规部队，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作战士兵。之后，他又因表现优秀被派往军团部测绘训练班，在那里，他遇到了曾经的敌人——马德良。马德良是他在劳山战斗中缴获枪支的东北军士兵。在经过一番交谈后，两人得知对方的身份，彼此感慨万千，最终成为了生死之交。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扶之的军事才能不断得到认可，逐渐升任更高的职务。抗战爆发后，他在新四军表现突出，参与了多个重要战役。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大量的战斗，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和华中南，英勇表现为他赢得了各级领导的赞赏。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继续在前线冲锋陷阵，成为了令人敬畏的军人。

然而，在王扶之的军事生涯中，也有过调动的时刻。1975年，中央突然下令将他调至山西省担任省军区司令。这一调整，虽然在许多人眼中可能是一次降职，但王扶之却没有丝毫不满。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无怨无悔地投入到新岗位的工作中，依旧保持着一贯的勤奋与责任感。面对上司的关心，他笑着说：“我一点都不委屈，现在的官职也不小，吃的苦也比不上毛主席当年。”王扶之始终认为，不论职位大小，只要能为祖国做出贡献，他就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奉献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