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迫切想当总统,却磨蹭不肯北上,原因很可笑》一文,分享在“覃仕勇说史”公众号中。文章中提到,1911年12月,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的诞生成为众望所归的重大历史事件。孙中山,在许多人的期盼和召唤下,从海外返回中国,匆匆赶在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时至翌日,孙中山便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通告,宣布从公元1912年1月1日起,中华民国正式启用阳历,纪元从此开始。 就在同一天,各省代表会议以代行临时参议院身份首次召开,并在会议中通过了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修正案。接着,孙中山亲自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议案,提出将政府划分为九大部门,并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权和职责。随后,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案的各部门总长人选,分别为: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程德全,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伍廷芳,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这一系列决定让临时政府展现出全新的气象和活力。 然而,历史的波澜壮阔并非总能一帆风顺。仅仅三个月后,孙中山便在1912年4月1日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这一切究竟为何发生呢?实际上,根本原因不难理解:孙中山并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强大军队,致使他在面对众多地方势力和军阀时,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光复后的各省并非团结一心,许多地方自顾自为政,矛盾重重,彼此间往往充满猜忌与冲突。而更为致命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他们普遍支持手握实权的袁世凯。更为糟糕的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控制中国的海关税收,使得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拮据,导致政府不得不为维护自身生存,不得不屈从于袁世凯的强大压力。面对内忧外患,孙中山最终只能将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显得无奈又可悲。 老覃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袁世凯虽然在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他显然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且极度迷恋帝制。他上任不久,便开始公然对民主政体进行破坏。1913年3月,他派人刺杀了提倡“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为了扩充军备、消除南方的革命力量,袁世凯还公开向五国银行团借款。此举直接导致了二次革命的爆发,孙中山也因此再次流亡海外。在日本,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准备继续为推翻袁世凯的政权而斗争。
1915年10月,孙中山在日本与宋庆龄结婚,重新激发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期望。几年后,1917年7月,段祺瑞解散了国会并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在广州建立了军政府,展开了护法战争。在这段时期,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陈炯明。陈炯明是1911年黄花冈起义的生还者,后来成为一位枭雄,曾策划刺杀广州水师提督李准等人,辛亥革命后曾担任广东都督。虽然他与孙中山有着诸多分歧,特别是在反对袁世凯失败后,他没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选择了独立行事,筹款讨袁。然而,1917年,孙中山虽任大元帅,却依然缺乏足够的军队,局势岌岌可危。此时,陈炯明终于放下成见,主动提出与孙中山合作,愿意将自己的军队交由孙中山改编,并强调革命党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在陈炯明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拥有了一个有效的军事力量,这支由陈炯明改编的“援闽粤军”成为孙中山唯一的依靠。 随着军队的建立,孙中山逐渐有了底气。在1921年,他成功驱逐了桂系军阀,进入广西并出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此时的孙中山,雄心壮志,似乎一切都在向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发展。然而,正当他准备以两广为基地,亲自领导北伐时,命运却再次考验了他。 据刘成禹在《先总理旧德录》一书中所述,孙中山早年曾对伊藤博文说过自己少年时的梦想:“醉枕妇人膝,手握天下权。”当时,孙中山计划带着妻子宋庆龄一起北伐。然而,廖仲恺对此极为反感,并且强烈劝阻孙中山,认为带着妻子出征不符合传统,甚至会带来不吉利的后果。孙中山则反驳说,这种将女性远离战争的观念是一种恶习,革命者不应被这种过时的思想所束缚。他还引用了历史人物梁红玉的事例,说明女性也能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廖仲恺以及其他部属依旧持反对意见,最终孙中山无奈同意将宋庆龄留在了广州。